雪冷血熱(Ⅰ-Ⅱ2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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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學徒，又當六年鉗工。他聰明、勤勉，又敢仗義執言，頗受工人擁戴，是香港金屬業工會的建立人之一。1925年加入共產黨，之後參加省港大罷工的組織領導工作，擔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參加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獄中經歷各種刑罰，堅強不屈。1928年春被組織營救出獄後，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1930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不久調任廣東省委書記。1931年初又調回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當時，滿洲省委機關設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軍委書記廖如願、宣傳部秘書楊先澤被捕入獄，經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書記張應龍的住處，張應龍隨之被捕。這個人也是個軟骨頭，省委機關受到嚴重破壞。

12月，中央決定由羅登賢擔任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

滿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後，到1935年4月無形中撤銷，不到八年的時間，換了12位省委書記。他們依次是陳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職，由劉少猷代理書記）、劉少奇（化名之啟、趙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張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孫杰（陳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張應龍（1931年2月至11月）、羅登賢（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實，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馬（林電巖，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楊光華（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領導人頻繁變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僅張應龍一人叛變），佔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叛徒”、“內奸”的重要“證據”之一，就是在滿洲省委書記任上被奉系軍閥逮捕的經歷。

說明了東北地區鬥爭的殘酷、環境的惡劣。

“九一八”事變後，就更殘酷、惡劣了。

不能說今天鮮為人知的羅登賢，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會成為何等人物，歷史已經證明的是這位新任滿洲省委書記，二十六歲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確是非同凡響的。

“民族革命戰爭”

這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刻，一個需要迅速做出判斷和決策的時刻。敵對陣營和各種政治、武裝力量，包括蘇聯和美英法等在東北有其政治、經濟利益的國家，都在審視、調整自己的方針、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勢下佔據有力的地位。

羅登賢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舉措，是抽調有力幹部到農村去，宣傳、發動、組織群眾，進行武裝鬥爭。一是積極支援、幫助東北各地義勇軍的抗日鬥爭，二是大力發展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進行抗日遊擊戰爭。

現在，我們必須用點篇幅瞭解一下“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是個什麼樣子。

1935年12月20日，東滿特委書記馮康（魏拯民），在《關於綏芬大甸子及安圖的反日工作等問題》的報告中說：

我們的人——軍（“人民革命軍”，中間的3個字原文省略了——筆者）現在天天在離城一二里活動，敵人不敢出來，安圖全縣只有一個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圖縣只有一個日本人，這在當時東北的154個縣中，應屬個例。可在1932年，見不到日寇影兒的縣是太多了，特別是偏遠的縣份。“九一八”事變後，所謂日軍不到3個月就佔領了遼吉黑的大片領土，它佔據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鐵路沿線。廣大農村，或當地駐軍，或民眾百姓，或軍民結合，義勇軍蜂起達93個縣。義勇軍失敗後，靠近蘇聯的一部分過界去了蘇聯，被繳械後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來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潛入山林成了綹子（鬍子），用當年的檔案資料中較文雅的詞兒，叫“山林隊”。

1932年夏，東北許多地區暴雨成災，松花江水甚至衝進哈爾濱，周圍十幾縣皆成澤國。土裡刨食的莊稼人的那點兒盼頭，就是如何才能熬撐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災，或是戰禍，老年人就會搖頭嘆息，說這是“起鬍子”的年景啊。東北人形容什麼之多，來勢之猛，就在這個名詞前面加個“起”字。比如莊稼發生蟲害了，就說“起蟲子了”。近代以來，東北地區有三次較大的“起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