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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才算完全脫險……。”鄭業瑞在解放後對川東地區的農業發展是有突出貢獻的。他喜歡思考問題，對社會政治也頗有研究。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這位農業科學家必定有對社會更大的貢獻。可惜英年早世。
脫險志士杜文博這樣回憶他從白公館逃出的經過：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點左右，敵人先在白公館各牢房提出了幾人，我們同室的有劉國鋕、譚謨（受傷後未死），說是轉押別處，以後事實證明是被殺害了。當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們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員楊欽典來告訴我們，說他們（指偽二處抓過的炫）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現在有機會可以衝出去，他願意幫助我們。（據說此人是由王樸、陳然、劉國鋕、羅廣斌利用特務內部矛盾爭取過來的，解放後曾由當時市委或軍管會送給路費，遣返回他原籍。）並設法給我們一些槍支彈藥，後又在我們牢房外向我們說，槍彈沒有，他設法找一斧頭給我們開啟牢房。又說，除羅廣斌一人押運臺灣外，其餘的人都要處決，並與我們留有暗號，在樓上踏腳三下，你們就衝出去沒有腳聲就不要動。這時我們就聽到渣滓洞那個方向有密集槍聲，判斷那邊一定出了事。深夜，我們聽到樓上三響腳聲，羅廣斌立即對我們說：‘我是共產黨’，他帶隊去前頭，一個年輕的人照顧二三個老年人，排成單行走出牢房。……剛走出大門，就聽到坡下的人問‘什麼人 ？＇…＇不知是誰答覆的‘二處的’，又問口令，就沒有人答上了，立即從坡下就有人開槍向我們射擊，我們十幾人在黑夜裡被打散了。……我在一個山洞裡躲了二天。29日晚上我才從南開中學（現第三中學）後來走到沙坪壩我一個遠房兄長那裡。”杜文博又回憶說：“27號前幾天，我們從特務的行動，如清理圖書、檔案，神色慌張，並把我們的頭髮剃光、不放風等現象，以及從楊欽典手裡給了羅廣斌一點報紙，和他給我們透露的一些訊息中，知道重慶不久快解放了，我們曾公開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務說，要他協助我們出獄，他答覆我們‘上面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我們向他擔保以後負責他的生命安全，但沒結果。解放後，此人被捕槍決。楊欽典是承認幫助我們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後，就不瞭解了。解放後幾天聽看守員楊欽典告訴我們，原來特務的計劃是要陸續處決白公館的人，再處決渣滓洞的人，時間比較長。因聽說解放軍從各方面包圍了重慶，才恢復原先的計劃，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體屠殺，後又用煤油毀屍，27日晚上，因他們要趕快在渣滓洞處決二百多人，所以有這個空隙時間，我們才脫險。”
杜文博解放後長期在民革重慶市委工作。他為宣傳烈士精神做了許多有益的社會工作，他與劉德彬、郭德賢、孫重在重慶與第29中學與該校的老師一起共同開展了“紅巖班”的建立活動，廣受群眾歡迎。
另一位脫險者毛曉初這樣回憶他及羅廣斌等人脫險的經過：
“1949年11月27日，晚上，大約到了十一點鐘光景，特務突然停止了提人出去槍殺，直接把各囚室還未提出槍殺的集中到二號牢房（二號囚房未提出槍殺的有五個，由其他囚室押進的有十個，在樓上的郭德賢及其子女三個未動）共十五個，集中以後，原站在監獄內的崗哨特務（這種崗哨是執行大屠殺時臨時站定的，不是日常固定的崗哨）陸續撤出去了，繼後，楊進興等看守所的特務到樓下各處巡查後也出去了。當晚值班看守特務是楊欽典，一直沒有離開樓下，記得楊進興等特務出去了一段時間後，只見羅廣斌走到二號房風門口找楊欽典悄悄地談話，我的位置距風口較遠，事先楊又叫喊：大家不能動，我聽不清，他們談些什麼，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號房到底要幹什麼，我想他們的談話，對於到底怎樣處置我們會有關係的，出於打聽點他們談話的心理所驅使，我慢慢地向風口移近了些，還聽到羅廣斌對楊說什麼：‘你要想坐飛機跑臺灣，根本沒你的份，搞那麼多年，你還不是個上士，只要你設法能救出一個，把今晚大屠殺公諸社會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產黨的政策’等語。（我在向風口移動時，記得鄭業瑞也在動），記得楊當時未吭聲，又聽到羅說：‘你要想辦法嘛’，楊仍未吭聲，我不禁就叫：‘能給我們搞到槍就好了，我們能打出去就打出去’記得鄭業瑞在後邊也附和了幾句，楊見有人插話，又叫喊起來：‘各人坐回自己的位置，不準亂動誰動就打了誰’。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但不久見楊出去了，誰也不知從哪兒傳開了說：‘能出去的只有羅廣斌了，坐飛機到臺灣，其他的都要集體被槍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