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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也信以為真，就跑到羅的面前說：如能出去，給我家裡帶個信（記得我向羅說了自己家的住址，叫我媽不要傷心，叫我老婆自處，她還年輕），記得鄭業瑞，還有好幾個圍著羅都叫給自己家裡帶信，羅發急了說：‘我一個人不能出去，要死大家就要死在一起，信也帶不了’。楊不久回到樓下，大家的叫嚷停止了，各回原位，楊與羅又悄悄在風口談什麼，之後，楊又出去了一趟，回到風口處，楊給了羅一把鑰匙，楊就匆匆出去了，這時羅就向大家宣佈什麼：‘楊欽典答應了把通路的門先開啟，二號房的鑰匙給了我，他有訊號！要樓上蹬足三聲就表示通路的門開啟了，過了十分鐘我們才能開啟二號房衝出去。’並宣佈什麼：‘衝出去的路線是向後山坡，老幼互相照顧，三人一個小組’，他還臨時指定杜文博、周居正、鄭業瑞、毛曉初及他本人，各照顧一個組，扶持老人。羅一宣佈後，大家就忙著準備，我趕緊換了衣服（把囚衣脫下換上進獄時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又換上自己穿的皮鞋，皮鞋底下曾藏有文澤烈士的詩稿，那是彼此原來交換的詩歌），也有換衣的、也有打小包袱的，亂作一團，突然聽到樓上蹬足三聲，這時見羅就拿鑰匙開啟二號房的鎖了，大家就匆匆忙忙往外衝，我見有兩個老頭就扶他們一起走，臨時互通姓名，才知一個是周紹軒、一個是尹子勤，我們剛到白公館看守所的廚房後面，就聽到山下有人問口令（往山下衝有條較寬的大路，到山底有個固定崗哨，出來的人有的往山下跑了）。接著，我們就聽到密集的槍聲，我把周、尹扶進亂草叢中後，叫他們各自分散走，我就單個一直向後山衝。黎明時，我看清了地形，才鼓足勇氣跑上歌樂山的師範學校後面的那座山頂（未被捕前，我有同鄉同學在師範讀書或工作，曾到學校玩耍過）。到了傍晚，我進了師範學校，在同鄉康順天處住了一夜。29日，我又到北碚鄉村建設學院同肖立、楊家珍處住下來，直到1949年12月2日，我才回到重慶市內，那時到處是解放後的新景象……。”
毛曉初，被捕前是重慶大學的進步學生。解放後長期從事學校和科研單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是當年白公館與羅廣斌一起製作那面“五星紅旗”之一的難友。
在這場大逃亡中，最艱難的當數女難友郭德賢了，因為她的身邊有一個6歲兒子小波和5歲的女兒小可。當時郭德賢的牢房在二樓，2009年3月8日，筆者在重慶紅巖村有幸與這位大屠殺中英勇脫險的女性見面並聽講述那段驚心動魄的脫險經歷：
當時84歲的郭德賢老人這樣說：“……27日那天晚上，我看見一批批同志分別被敵人拉出去槍斃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免不掉一死了。當時最緊張和害怕的是我的兩個無辜的孩子，唯一心存的一個念頭是敵人不至於將他們也一起殺掉吧。可老實說，又很害怕，因為就在幾小時前，敵人不照樣把王振華、黎潔霜夫婦的兩個小孩都殺了嗎？我女兒與兒子，一個4歲，一個才2歲，這麼小他們就沒得活命……這麼一想我緊張極了，可又無可奈何！敵人是瘋了，一群瘋了的人你能想像他們幹出什麼呢？到了天黑，我給孩子們我把他衣服都脫掉，讓他們睡下，並在每個炕頭上放了兩塊糖——這是平時難友們透過各種秘密渠道送進來的。然而我又寫上他們倆個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經歷，用一個小盒子裝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裡。當時我想，這一夜我早晚給讓敵人拉出去槍斃的。我死後，兩個第二天醒來時，吃了糖後見我不在了，就會自己走下樓的，走到外面也許被什麼人發現，如果碰上好心人可能會收養他們……這一夜，白公館裡面隨時聽到各種聲音，有特務分子打人罵人的，也有難友們高喊口號和打招呼與我們‘再見’，還能隱約聽到斷斷續續的槍聲。說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可害怕又有什麼髟呢？我們既然是革命者、共產黨員，又困在敵人的牢房子裡，只能面對死亡。於是，我獨自坐在安睡著的兩個孩子身邊，望著可憐的孩子們，想到他們馬上就要失去媽媽關愛的情形時，心裡像刀刺一般。大約到了深夜兩點鐘的時候，突然聽見有人在敲門，我以為是死期到了，可忽然聽到的是小羅（羅廣斌）的聲音，他叫我趕快走。羅廣斌共產黨員，我跟他熟。他急促地對我說：他們都撤退了，讓我馬上帶著孩子跟他們一起逃出去。我一聽，趕忙叫醒孩子們，慌忙地給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後帶到樓下。這時，周居正過來幫我背小波，所以我就自己背上小可，然而跟著大夥一起往外逃生。哪知剛逃到白公館的石梯，警戒線外的衛兵還沒有完全撤走，對方一聲：‘口令’，我們一個也沒能答不出來，於是只聽機關槍像雨點似的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