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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番話，我就出去和三班長安文芳把哨崗撤了。這時，我又假裝拿東西，到樓上蹬了三下腳。出來後我和三班長一幫人就往市裡跑。一路上，有的人往汽車上趴，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沒有走。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號，解放軍部隊就到了重慶市裡。又過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見解放軍貼出的佈告叫我們這些國民黨的散兵殘餘去登記，我就到軍管會登記了，當時還交了一隻美國左輪手槍，後來在街上碰見羅廣斌、楊其昌、周居正他們，還有那個女的和她的兩個小孩，他們說叫我到脫險同志招待處去登記。我又去了。再後來我就回了河南老家當農民，接受改造……”楊欽典的問題在羅廣斌等同志的證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確處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產黨人們爭取過來的國民黨反動看守李育生，是四川綿陽人，販過大煙，開過鋪子，還當過土匪、袍哥，因為盜賣軍統物資，1946年被捕入獄關進白公館。他為人仗義、豪爽、熱情、 肯幫忙，平時最喜歡同“政治犯”們交往，獄中革命者也經常給他講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關押一年多後，就被安排在白公館內做雜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飯、購物什麼都幹，利用這些機會，他為難友們做了些傳書帶信的工作 ，大家都非常喜歡和信任他。大屠殺之前幾個月，獄方要他取保釋放，但黃顯聲、譚沈明等都勸他不要走，將來一起出去，他就藉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來，繼續暗中幫助難友們。
聽了楊欽典說的情況後，羅廣斌他們乘機給楊欽典做工作，勸他不要跟特務部隊走，把這19個人救出去立功贖罪，解放後保證為他證明，併為他解決工作。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楊欽典終於把門鎖開啟，但未取下。為了穩妥起見，楊欽典與羅廣斌約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樓觀察動靜，看警衛部隊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樓板上跺腳三下為訊號，下面的人聽到訊號就把鎖取下跑出去。
牢房裡的16個人，個個屏住呼吸，靜靜等待著生死攸關的訊號。突然，樓上傳來“咚、咚、咚”三下響聲，幾秒鐘的沉寂後，牢房裡出現了一陣騷動，大難不死的難友們緊緊擁抱，淚飛如雨。在這緊要關頭，羅廣斌站出來宣佈：“我是共產黨員，同志們聽我指揮。越是緊要關頭，越是要沉著冷靜。”緊接著，他把突圍的路線告訴大家。並按身體強弱搭配，分編小組，指定周居正、李蔭楓上樓照顧郭德賢母子三人。他要大家團結合作，一齊衝出死牢。
魔窟的大門開啟了，難友們在夜幕掩護下，相互照顧著外出監獄。未料他們剛跑到監獄離公路一半距離時，亮著明亮車燈的汽車從渣滓洞方向駛過來，在車燈的照射下，車上的特務發現行人，“什麼人，站住！”緊接著是拉槍栓的聲音。“二處的，不要誤會。”機警的人回答到。“口令！”沒想到特務會問口令，當然答不上來。“噠噠噠”，特務開槍了，密集的子彈飛過難友們的身旁，劃過一道道耀眼的弧線，尖厲的槍聲在死寂的夜裡迴盪。難友們迅即掉頭，向白公館後山跑去。黑夜中，視線不清，方向難明，亂石滿山，雜草從生，難友們不顧一切地在樹林草叢亂石堆中摸爬。由於特務的驚擾，一起跑出來的19個人，此時也被衝散了……
在剛剛經歷大屠殺的殘暴恫嚇之後，又要經過這場驚心動魄的大逃亡，這對每一個親歷者來說，都是永生難忘的記憶。
我們來聽聽幾位脫險志士的回憶吧——
鄭業瑞回憶：“當大群特務在渣滓洞殺人放火的時候，我們在白公館的同志得到爭取過來的特務楊欽典的幫助，開啟了牢門的鐵鎖。當時楊欽典和幾個交警隊的特務兵監視我們那間屋，準備等楊進興過來後動手殺我們。楊進興回來之前，李育生同志割斷了白公館的電線，所以楊回來後搖不通電話，以為重慶解放了，慌忙跑到白公館下面的交警隊去再換電話，就在這個片刻間，楊欽典騙走了大門口的哨兵，我們室內同志分作兩組，由羅廣斌和我任組長，他開路我斷後，衝出了白公館的大門。但還未到籬笆邊就遭到馬路上的哨兵的射擊，小組失去聯絡，只好分散突圍，我向著歌樂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見另一衝出的同志王國源（民革黨員）與他一道繼續前進，天拂曉時爬到了楊公橋後面的小山，在一家破爛的農民房子中躲了幾個鐘頭，後換下囚衣，洗淨了血跡，經南開中學後門逃到了重慶大學，途中又遇見逃出的杜文博同志，於是我們三個人冒險向重大一個看來較和善的女同學自介請她幫助，幸好這個同學不是壞人，把我們藏在基督教青年會內的小室中，並給我裹傷（我頭部輕傷）。第三天重慶解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