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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蠢事——當年遼國和高麗的使臣都求取經著書籍，被宋廷謹慎拒絕，然而卻任由《武經總要》這樣的軍事器械專著流入遼國，因為這是“末技”。
直到名可秀和衛希顏掌持南廷，才改變了朝廷忽視“末技”外流的思想，凡是軍工技術、造船和航海技術、冶鐵冶鋼技術等都被列為國家之秘，不得外傳，相關著作也把控得很嚴格，兵法書籍倒是在書坊能看到，衛希顏對此倒不禁止，所謂防敵不如強己，除了涉及國防的技術外，其他的都要禁那就是因噎廢食了，不利於民間的汲取創造。
總之，衛希顏是要用聖賢經著去影響鄰邦。
為什麼漢人謙和講禮儀，而胡人卻野蠻好鬥？這跟生存環境當然有關，但不可置疑的是，中原千年以來的儒家文化是要教養出溫文爾雅的君子，而君子“動口不動手”。
問題是，周圍的鄰居很愛動手，只有宋人讀經書講禮儀，那就只有被打臉的份。
所以，既要拿經書，也要拿板磚，遇上好鬥的，先用板磚敲老實了，再上詩書談禮儀，培養謙謙儒雅的君子，即使本性是狼，也要磨掉他們的狼性。
日本使臣回國後，對天皇朝廷大大渲染天朝見聞，天朝的京師是多麼的繁榮，人煙密集，百舸爭流，酒樓茶肆店鋪林立，士大夫的生活是多麼雅緻，他們都通讀聖賢經書，吟詩作詞，品茶鬥茶，繪畫書字，圍棋投壺……
又特別說明，在天朝上國做官，只有通曉經書並會詩詞計程車大夫才能做到高官，他們在天朝最受尊敬，他們的生活最雅緻，引領了上國風尚。
這個時代的日本公卿貴族，追求的就是“雅緻”，上國士大夫的雅緻如同當年的大唐風尚一般，成為風靡了平安京，並影響到各個屬國。
在平安京內颳起了一股“學經”風，塗著白臉出席宴會的公卿貴族們，左手《論語》，右手摺扇，宴會上不講幾句“之乎者也”那就是落後風尚，不雅緻了。
就在公卿貴族們高聲吟誦《論語》《中庸》時，民間交流也在積極發展著。
宋日貿易高揚後，就有很多日本國的商人搭乘宋船前往大宋貿易，有些倭商被明州和華亭的繁華迷了眼，使出渾身解數想留在大宋，拿到“宋民戶貫”，成為大宋人。
另一廂，也有越來越多的宋商在日本國居住。
起先是國內大商會在經常貿易的港口留駐親信僕從，漸漸形成了群體；有些隨綱首搭貨的散商，貨物沒有售完便在當地臨時租屋住下，隨著貿易發展，商品越來越多，暫時停留的宋商便也越來越多；有些宋商因為往返頻繁，索性在當地買地建屋，既方便居住又能安全儲貨；又有些宋商接受當地貴族的僱傭，成為他們往宋貿易的代理綱首。
日本朝廷並沒有禁止本國商人外出貿易，但受限於造船技術，倭商很少能夠組船到大宋，即使組船出行，也沒有宋人的遠航技術，海上遭難的危險高，一般都是先到高麗，再到大宋，如此繁瑣花費反而更高，於是便有國司、大寺院和莊園主找到有信譽的宋商作為代理綱首，許以商貨減稅、便利置田、授封領主等諸般條件，代理他們到宋朝購貨，這些宋商被稱為“代置綱首”……後來，隨著“代置綱首”的增多和勢力發展，漸漸成了日本沿海屬國的新興階層，併成為日本對宋貿易的實際掌握者。
而隨著宋商在日本買地建屋的越來越多，族以群聚，很自然便形成了宋商的聚居地，房屋的建造風格都是宋式，倭人稱為“宋房”，又將宋商聚居的地段稱為“大宋街”，將宋商吟唱的詞曲稱為“宋樂”……大宋，漸漸地被日本國的民眾所熟悉，並取代了“唐人”“唐物”的稱呼，成為繁榮強大的天朝上國的代稱。
大宋文明，正在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慢慢滲透進這個島國。
當衛希顏率領的大宋水師艦隊抵達博多時，倭人口中“威武強大的天朝上國軍隊”立時引起了博多轟動，聽說訊息的日本百姓都紛紛拉著女兒跑了出來。
“轟！轟！轟！……”
一百二十多艘戰艦啟開舷炮門，齊齊發射禮炮，在震耳欲聾的巨響聲中，岸上的日本百姓帶著敬畏的神情，看著他們難以想象的龐大艦隊駛入博多灣……
隨後，人們的熱情彷彿死寂的火山突然爆發出來，很多人拉著自己的女兒使勁向前奔跑，就像看到鮮血的螞蝗一般撲向了碼頭。
純種的宋人啊！還是最強悍的軍種！
隨著戰艦距離碼頭越來越近，島上的歡呼聲越發高揚，手臂揮舞得越發有力，有的日本百姓將女兒負在背上，力圖讓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