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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拔擢、復官、薦舉和召赴四措並舉的方式，一是拔擢地方上有清望或政績的官員，如趙鼎、範衝、陳公輔等人；二是從致仕和落職官員中選拔有才能的復任為官，如胡安國、李邴等人；三是破格任用在朝官員薦舉的才學之士，如宋藻、陸宸等人；四是召赴因各種原由以前沒有出仕的名士，如朱敦儒、譙定、陳旉等人，這種破格拔擢和大刀闊斧任用官員的做法，為建炎朝迅速籠絡了一批有名望和有才幹的官員，很快就站穩了腳跟，於建炎二年，朝廷重開科舉，而破格拔擢起來的禮部侍郎宋藻在丁起的支援下，首開制舉。
制舉是科舉中的“特科”，經禮部改革後，也成為貢舉科目，即“常科”，因為包括農科、工科、商科、天文科、醫藥科等等，是士人眼中的“方技類”，遂被很多朝官稱為“方技科”，同進士科、明法科一樣，榜分五甲，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同進士及第”，第三、第四甲“進士出身”，第五甲“同進士出身”，在沒有正式任職官前，這些進士都授予寄祿官——
一甲前三名，狀元授承事郎（寄祿官二十八階，正八品），榜眼儒林郎（寄祿官三十二階，從九品），探花文林郎（寄祿官三十三階，從九品）；二甲所有進士授修奉郎（寄祿官三十五階，從九品），三甲、四甲、五甲的進士都授迪功郎（寄祿官三十七階，從九品）。
諸進士按祿官階領取俸祿，在見習期滿後，再按寄祿官的品級授任同品級的職事官，如果三年後還沒有能力授實職或是沒有缺可任，則降祿階到迪功郎為止，並保留出身。
這個“出身”是指進士出身，對讀書人來說很重要，只有“士”才有資格做官，朝廷透過徵辟來任命官員，只有具有士的資格才有被徵辟的機會——進士之所以叫進士，就是“進身為士，獲得徵辟”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只有成為進士才能為官，但還有個“士官”和“流官”的區別，後世說的“科班出身”和“非科班出身”，大概就是來源於此，科班出身的是進士，進士出身的官員可以越級轉官，而非進士出身的官員則需逐級轉官，大宋歷代宰相和副宰相的任職中，有九成是進士出身，而翰林學士這類清要官員，則規定必須是進士出身。
翰林的原義是文翰薈萃之所，直到唐德宗時，才將翰林和學士連在一起，成為皇帝的親近顧問兼秘書官，宋代也有翰林學士院，掌諮政和制誥，經過建炎朝的科舉改革，翰林成了貢舉進士的稱呼，這個貢舉常科叫做“國學科”，設有經史、詞賦書畫、格物、醫學等科目，只取兩甲，即進士及第和同進士及第，中進士後即進入翰林院——翰林經史院、翰林文學院、翰林格物院、翰林醫學院……
這些翰林院不同於翰林學士院，沒有諮政議政的職能，而是回覆了翰林的本義——學苑之所。事實上，“翰林學士院”在建炎六年時去掉了“翰林”二字，易名為“學士院”，以與“翰林院”區別。
漸漸地，“翰林”成了有學問的大學者稱呼，雖為官身，卻與政治朝堂脫了鉤，從它的全稱——“翰林供奉”這個官職名來看，有著深刻的內涵，昭示著國家對學者的尊崇、奉養。
“國家崇士，更要崇士之學者。”名可秀說起開立國學科的主張時，對丁起、趙鼎和宋藻道，“昔年王荊公罷帖經、墨義，由主要以詩賦取士，變為主要以經義、論、策取士，這是選拔經世致用的官員，故而科考者不需要死記硬誦，卻必須讀懂經史，這是為官處政的需要，亦是修身修德之要；但是，詩賦明經之學亦不可罷，國家需要經世致用的人才，更需要如尹焞、邵伯溫這樣的專研學問之士，他們是真正的學者，是智慧文明的傳承和發揚光輝者……”
她引用《論語》道：“孔子的弟子子夏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意即學有餘力就去做官，這是響應孔子的‘學而時習之’，出仕是‘時習之’的途徑，因為從政可以更好地修身，亦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
“至今世時，真宗為昌科舉，詔文曰‘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讀書讀得好，就有華屋有黃金，有美人有車馬，於是天下讀書人以科舉進士為榮，‘學而優則仕’竟成了讀書人的功利之行，與先賢治學的主張相去何等遠矣！
“這種風氣，貽害甚大。國家以利安民，卻不可以利治天下。以利治天下者，或可昌盛一時，然人皆言利，則道之不存，文明宛若浮於沙表，踏之則陷沉。……昔年，真宗以勸學一文引得天下讀書人爭赴科舉，而今朝廷開設國學科取士，彰之以榮耀，奉之以祿格，此謂之‘以道治天下，卻不以清貧治道’，方可鼓勵天下讀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