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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迂腐，當真靠講禮法道德，就能講出一個天下大同？只因魯國弱小，天下戰亂，故孔子對兵家反感，重禮而少談兵道。
衛希顏道：“《論語》雲，孔子批評管仲，‘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因為管仲有僭越為臣之禮的行為，故孔子批評他不知禮。
“但，孔子又贊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孔子說，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百姓至今受惠。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野蠻人了。
“孔子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輔佐齊桓公富國強兵，諸侯會盟，不戰而成霸主，這是仁！
而事實上，齊國在九合諸侯前，是經歷了許多次戰爭，才能會盟不戰而成霸主。孔子說的“不以兵車”，其實暗含了征戰在內：先有戰，才有“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
“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但是，從仁出發，又高度讚揚管仲。可見，孔子的‘復禮’，其根本，是為恢復天下秩序——透過理順天下秩序，使萬民受益，這才是‘天下之仁’。故仁在禮之上，禮要服從於仁。顯然，孔子是以政治事功作為評價政治家的根本準則，因為春秋為亂世，透過政治家的縱橫捭闔，能使百姓生活在一種穩定的治世秩序內，這就是仁。”
衛希顏道：“由此可見，孔子是以仁為本，仁為內聖；如義，如禮，如義戰，都是外王。”
內聖外王最早是莊子評儒家，後為儒家繼承。意謂內有聖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其中，內聖是體，外王是用。
“兵家，以戈止戈，就是從儒家的平天下、內聖外王中的‘外王’延展而出。然兵家片面強調兵戈，不以仁為體，以義、禮為節，故失了中之道。”
孔子言“春秋無義戰”，批評的是不義之戰，而不是一杆子打翻戰爭。否則，何以有周武伐商紂？
衛希顏先說明，孔子不是不言戰，而是因周王室和魯國弱小，故多用禮、用說教推行仁。然後又以孔子論管仲來闡明孔子並不反對王霸之道，只要對天下之仁有利，而戰爭也是外王之道，只要以仁為本，以義為節，就符合儒家的中之道了。
其實衛希顏也是在偷換概念，孔子主張義戰並不等於重戰，還是以禮為重。不過衛希顏的主要目的是說“義戰”，將其歸為外王之道。
主戰派的朝臣們都捋須微笑。
中立派的朝臣心忖：衛國師就算不是精通儒學，也是下力研習過的，或者是背後有人指點？
畢竟，這位的身後有位真正的儒家——儘管儒林中有很多人對一個女子有如此高的儒學水平持懷疑和貶斥態度，但在名可秀為主傳注的《論語集註》正式成為官學教本和科考標準後，便無人可以再置疑她在儒學上的地位。
胡寅等人自然也想到衛希顏的論辯必有名可秀的指點，儘管他們可以舉出很多經義和例證來反駁夫子是重禮不重戰，但是，“義戰”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
孔子在任魯國司寇時，魯國三位大夫僭越為臣之禮，孔子主張興兵討伐，即使陷魯國於內戰，也不惜以戰維護禮。他們毫不懷疑衛希顏會拿此說事——既然夷狄無禮如禽獸，興兵討伐就是維護禮。胡寅等人思考著不能讓衛希顏牽著話頭走，必須掌握論辯的主動權。
但衛希顏為這場論辯可以說比他們準備得更充分。早在建炎年間出兵柴歷亭時，她就知道，對外擴張之路必會遭到儒家的反對和攻擊，她必須找到理論支援。但是，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是說不通的，這是弱肉強食之道，不合儒家的人道思想。但名可秀對儒家仁義禮和中庸的詮釋讓她豁然開朗——原來儒學是這樣的。趁對手還在思索，她已接著說下去。
“對蠻夷，為何要言戰？因為蠻夷畏威而不懷德。何也？蓋因威者，決其生死，不得不懼，不得不從。這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眾生各自掙命，弱肉強食——強制弱，弱從強。恰如狼群，最強最兇狠的那隻狼為狼王，狼王之下，其餘弱者無不聽命。
“中國懷柔以遠的德治，則會被認為是軟弱可欺。因為在自然之中，只有弱者，才會期待與其他種群和平共處。譬如麋鹿會希望與虎豹和平共處，但虎豹絕不會視麋鹿為可以對話的強者——它們只是食物而已。而蠻夷心如禽獸，則視中國亦如禽獸。面對弱者，他們唯一會做的，就是欺上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