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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道”──道德自覺,主要是倡導道德社會,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對無道德和破壞道德的以政刑為治。
簡單地講,儒家中國的政治是“道”或內在道德力;現代世界的各國政治(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幾乎全然為“器的政治”,唯重視權力、制度、組織、管理等外在的強制力,而非人們內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為治者,成就道義天下。以器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衛希顏認為這就是儒家為什麼重視義利之辨。
儒家治國強調道義取向,而西方及現代是利益取向。後者會因為利益的無窮衝突而不可解決,於是便有現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孔子則說,“放於利而行,多怨。”人與人之間只有利益關係了,又如何能和諧呢?
衛希顏就是在那個利己主義社會里打滾摸爬出來的,與名可秀、師師、希汶、何棲雲、名清方、種瑜、蘇澹這些身邊親近的人相比,衛希顏有著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這些親人朋友外,她對其他人沒有太多愛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這些儒家士大夫、學者們仁及天下的胸懷。她打對外戰爭,就是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為首,估計殖民主義她都弄出來了。
但是,走後世西方擴張的路對大宋中國就真的好嗎?除了打造一個如美國那位的霸權主義大國,又有什麼意義呢?
衛希顏覺得她應該摒棄來自後世的那些利益主義的觀念想法,好好做一個學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許比起後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師,也可以說,是衛希顏這匹物慾野馬的轡頭。
☆、稷下盛會(五)
“治國;當以道為首。”
“道有二;仁與不仁而已。”名可秀闡論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頹也。”
她引用孟子的話說,只有心懷仁道的人才應該處在治國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處在高位;這會使他把追利從惡之慾傳播給眾人。於是,在上的不依照義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約束自己,國家不講道義,官員不講求誠信,君子冒犯理義,小人觸犯刑律,這樣的國家還能存在的,只是僥倖罷了,若不被外邦傾覆,就必定自我傾頹。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時,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無道時,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勢力弱的受勢力強的役使。這兩種情況,都符合天理。
後一種,便正是衛希顏所提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物慾社會的天理。所以,現代社會一切向錢看,錢多就是力量,有錢人就有勢力,有道德而無錢的遭人恥笑,見義勇為、不為利益的被人嗤為傻冒……這種事情衛希顏真是見的太多了。
名可秀論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統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慾之天理。”
故而,治理國家必須是以道義為首,來行使權力、制度、法律等,這樣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為自律的社會,而不是成為以權錢物慾為衡量準則的社會。
所以,以“形而下為器”的西方及現代政治其實就是一種“生物本能”的政治。衡量其政治成功與否在於物質利益的佔有,表現為對世界市場和資源的佔有。而其政治形式又有兩種:其一,如美國這種向外拓展又內裡寬鬆的則成為民主政治;其二,如一戰後的德國這種向外受挫而國內資源緊張的則會成為專/制政治。
無論民主還是專/制,講的都是“國與國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和敵人”。與森林裡的動物一樣,為了食物和資源自相殘殺,最後把地球玩壞了大家就一起玩玩——除非走向太空,佔據新的資源星球。
名可秀道:“王道,徳禮也。霸道,政刑也。以徳禮為道,則民有恥且格,道德自覺。以政刑為道,則萬民懼罰而慎行,無廉恥自格。”
衛希顏心說,後世傍大款、小三盛行,不就是因為笑貧不笑娼?沒有這方面的道德廉恥心,法律也約束不了。現代中國的經濟文明遠遠高於古代,法律也遠遠比古代完備,但現代社會的犯罪率卻遠遠高於古代。比起法律這種外在的強制力,道德自覺的力量要比法律強得多——當然道德養成也艱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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