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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位都是肯定宋周兩國興兵討伐實行暴。政的蠻夷之邦的舉措。在他們看來，像吐蕃這種割據分裂如春秋時代的亂世，大宋興兵統一，也就是孔子贊管仲所說的“如其仁”了。
不同的是：金安節認為這是王道之下的霸道，而張行成認為這是制止暴。政的王道。
胡宏立即辯駁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是這一個道理，亙古今未嘗有異。三代之所以為王道流行之時，乃因三代帝王心術最正，最能以道心治天下。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
胡宏以諸侯作比，肯定起兵推翻暴。政是為王道，但必須是“出於至公，無一毫私心”，否則就是假仁而行霸道。他和其兄胡寅都不認為衛希顏是這樣的“無一毫私心”者，所挑起的戰爭均是為利益而動——除了滅金戰爭不算，這是報國仇、雪國恥，《春秋》亦有法。
國子祭酒胡憲支援堂兄胡宏的論點，說道：“人主之心術，乃綱紀之所繫。人主心術正，則天下萬事無不正。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反之，假仁義以濟私慾，即是霸道。”
胡憲強調帝王的道德，帝王心術正，則朝廷綱紀可立。帝王心術不正，即使坐在皇位上，就算頒佈了仁政的策令也是出於維護其皇位的私心，而其本心不是出於仁愛百姓，故施政雖然利民，但行的仍是以私為心的霸道，而非以仁為心的王道。
胡宏、胡憲都是在強調帝王的“心”，也即施政的出發點，是真的出於對百姓的慈憫心，還是出於維護統治的目的？包括對外興兵，是真的出於對外邦受苦百姓的慈悲憐憫，還是為了國家的土地擴張和更多的資源佔有？如果是後者就很可怕，那會導致整個國家向著利益擴張的霸權道路行去，而朝廷政治道德的淪喪必會導致民眾向利益看齊的道德淪喪——所謂上行下效也。
“善。”名可秀忽然開口道。
她的聲音清越，如三月飛濺落石的寒泉，僅一字卻格外的醒耳。
胡憲沒想到名可秀會贊同他，驚愕下不由側頭望去。
胡宏、李侗、王去非、晃公武、呂廣問等責斥對外戰爭的南北學者也都訝然望去。
臺上霎然間靜了一下。
暖閣內，趙昚瞥見衛希顏微微一笑，恰如天光雲影入寒潭，漾開一池清冷。
便聽名可秀清越如寒泉擊石的聲音道：“故言，為帝者不容易。”
這一句立時讓趙昚凝神了。
“言帝者，必言帝王心術。心者為仁，術者為權謀。只有心沒有術，則不可為明君，一則無辨人之明，則奸佞得志，二則無辯事之明，則朝令夕改，仁政不得延續。只有術沒有心，則不可為仁君，無道德自律，則成昏君、暴君。要想成為仁德又賢明的帝王，心、術必得兼具，王霸必得雜用，二者不可或缺。”
名可秀道：“仁宗皇帝，有心而乏術，是以無用人之明，致伐夏之敗，是以政令不得繼，慶曆新政失敗。道宗皇帝，有術而無心，可力掌朝綱，卻為私慾而用，於百姓無慈憫之心，故起宋江、方臘之亂。”
名可秀既肯定了胡宏、胡憲等人所論的王道“唯以心”論，也肯定了朱蹕、金安節等人主張的王霸雜用，很是不偏不倚的態度。
呂祖謙低讚一聲：“名山長果然公正啊。”並不因為衛國師是其愛侶就偏幫於她。
這時臺上的稷下先生們都在無聲中達成了一個詭異的默契，沒有人在名可秀語氣微頓的時候去搶辯——無論贊同還是反駁。這與衛希顏很有關係，畢竟學者們主要撻伐的就是她，反對和支援的學者都想聽一聽名可秀怎麼辯議。
“《易經》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
名可秀首先以諸學之首的《易》為引，說道：“道，道義情理也。器，名物制度也。朝廷體制、刑法律令、治安捕役、國防軍事、用之於物的科學與技，均為‘形而下者’之器。”
她論道：“治國治天下，無外分此二種。以器為治，則是政法之制。以道為治，則是道德為治。”
衛希顏心裡比較，西方和現代中國的政治都偏於“器”──政法強制，其一“寬鬆式”的，就是民主法制，其二“緊張式”的，就是集權統治。而儒家為治時的中國則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