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誅李建成得天下，亦為私慾使然。若以其立國家、開盛世，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正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羞其詭心不出於正也。”
白鹿洞書院山長鄭剛中辯駁道：
“霸道固本之於王也。漢唐之君，以其立國長治，而百姓賴以生息，國家富強，則王道行之矣。故王霸可以雜用，而天理人慾亦可以並行矣。”
北周稷下學者、恆山書院山長王去非駁斥鄭剛中道：
“國家富強乃行王道之必然，然則富強未必皆因行王道而得，霸道亦可得之。但不以王道，而以富強論之，則是以成敗論英雄，失了仁義之準則。若人人以成敗論，則功利之心大焉，道德何復存？”
這位來自北周的稷下學者也是反對擴張戰爭的。
他認為國家富強是行王道的必然結果，但霸道也能讓國家一時富強，如果以國家富強這個結果來作為帝王的評斷，那就是以成敗論英雄，這是趨於功利的評判，而非以仁義道德為標準。如果天下人人都以成敗論，那就會陷於功利，為了成功而人人不擇手段了，遂道德淪喪。
大宋太學祭酒金安節駁王去非道：
“先生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功利私慾，都無要富貴的人？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自三代聖人始，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
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就已不否定人慾的正當性，而三王正是以霸道的手段行王道的。
金安節並不是要否定三代，而是說明人慾、霸道存在的正當性。
白鹿洞書院山長鄭剛中順著金安節的話道：“不可盡以成敗論英雄，但也不可不看成敗。宋襄公假仁失眾，便是此證。 ”
宋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水之上。楚人正渡河，宋軍統將說，敵眾我寡，趁楚軍正渡河時出擊。宋襄公說這不是君子的做法，不聽。楚人渡河畢，尚未列隊，宋將又說，可出擊。宋襄公說，君子不攻不成列之軍。待楚軍列隊完畢，宋襄公這才發令進攻。結果宋軍大敗。
鄭剛中舉這個典故，即是說講仁義不能迂腐，以德服人也要分時宜。如果霸道可以讓國家、百姓得利，行霸道也是合宜的。
北周稷下學者、太學祭酒晁公武反駁他道：
“宋楚之戰非義戰，爭利之戰也，無謂仁。夫王道，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夫霸道，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併之心。”
王道是使天下之人親近尊貴我，使敵人畏懼我，達到不戰而臣服天下。行霸道是讓國家富強，同鄰國修睦和平，以友相待，不是去兼併別人。
這一位在北周也是反戰派。
邙山書院山長富直柔繞過戰爭不談，說道：“若夫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則王霸二道，如德澤有深淺耳，非若白黑之相反也。”
如果王霸均本於仁義，都能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那麼二者的不同僅在於對仁義踐行的程度上的深淺差異，而不是白與黑的對立。
富直柔從戶部侍郎職任上致仕後，便回祖籍洛陽的邙山書院執教，他認同以義取利，義利是可以統一的，王霸也是可以統一的，並不一定是對立。
但他的辯議立即遭到了胡宏的反駁，說道：
“王霸之別，在心不在跡。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殺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是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是假公義以濟私慾也。”
唐太宗殺李建成是為自己做皇帝，這是私慾。周公出兵剿滅管叔、蔡叔等前商公侯之亂，是為周家天下，出於公心。雖然兩者都成就了國家功業，但周公是以德為出發，是王道，而唐太宗是以私為出發，是霸道。故而王霸是德與私的對立，而非是仁義的深淺程度不同。
主殿堂的後殿東暖閣內，趙昚穿著一身圓領朱袍的便服，坐在北面的錦袝椅上，殿堂內的聲音透過傳音管能清晰地傳入這間特殊的閣子中，他聽到胡宏的辯駁時眼眸一深，心中不由忖道：若以胡宏論，太祖皇帝當如何？
他抬了下眉，目光掃向對面，便見衛希顏唇邊似有一抹哂笑。
他目光微動，便出聲問道：“王霸之別，在心不在跡。國師怎麼看？”
衛希顏隔門聽著主殿內激烈的唇槍舌劍，忖度著名可秀應該不會這麼早參入到辯議中，便有了閒暇的心思回應皇帝，但她不答反問：“心為仁德，跡為功業——陛下怎麼看周光武？”
周光武就是柴鉊——雷動駕崩後大臣上諡號光武皇帝，廟號世祖，即周世祖光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