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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著眼於實際。百姓日用，也必須著眼於實際。都不能“不易者為用”。不隨著時代變化，那就只有被時代大浪淘汰，成為“死在沙灘上”的“前浪”。
名可秀說，二程為什麼反對王安石變法？因為錯解了《中庸》，“不易者為庸”。這就錯到根子上了。比二蘇都不如了，蘇軾、蘇轍反對變法是因為“激進害民”，而不是“祖宗之法不可變”。從這方面講，蜀學其實也是經世致用。如譙定的譙氏蜀學，就是其中的典型。所以，雖然譙定曾經就易學求教於貶官到蜀地的程頤，但二人從易經中“格”出的“宇宙觀”——準確地說是世界觀，卻是不同的。
因此，名可秀曾對蘇澹、譙定等大儒們切磋時論道，後世儒家們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從孔子的儒學中，體悟真正的“世界觀”，然後在正確的世界觀上，建立正確的方法論。只有世界觀對了，方法論才會對。就算出現錯誤，也好比是往正確方向走的道路選擇不同，是選的直路還是彎路？但無論哪種，大方向是不會錯的。
名可秀在稷下論講時，正式將“世界觀”從儒家說的“宇宙觀”中分離出來。這是一個“道”的高遠的不同。對於修身養性來說，心有多遠，宇宙就可以無窮大，所以可以用、也應該用“宇宙觀”。但用於治國平天下，更需要確立的是：著眼於“現實”的“世界觀”。
所以，格物致知，不是讀儒家經籍空想。
只讀儒家經籍觀想，也無法讓國家強大，無法讓百姓日用富足。
世間能以觀想悟道的聖人，只有那麼一兩個，不是人人都能做聖人。
作者有話要說：以前以為中庸是難得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