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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以太極確立了“高大上”的世界觀,那麼如何認知這個世界觀、也就是太極呢?——這就是方法論了。二程就說,太極只是一個“理”字,當你一旦通理,就明白了太極,自然盡知天下萬物萬事,可修身,可齊家,可治國,可平天下!
那麼這個“理”又是什麼呢?二程說,“理”不能言之,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去想……
那麼,如何去思考呢?
二程這回說得明白了,須得“格物窮理”!
先說“格物致知”,這是儒家“大學”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時代,“格物致知”這個詞,並不是特別深奧的話,故用不著做什麼解釋。但是從漢代以來,由於先秦很多典籍遺失,可以說出現了文化斷層,儒家對它的解釋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由此匯出的方法論,可謂千差萬別。
以二程論,他們將“格”解釋為推究、窮盡的意思。
所以,二程洛學的方法論,就是窮理。
那麼如何窮理?二程說了,就是多讀書討論、應事接物。當然最根本的還是讀書。讀什麼書?儒家經典。因為宋代儒家推崇孔孟,認為孔孟是掌握道的人,或者說孔孟就是道,所以宋儒追求的就是“孔孟之道”——當然這是大多數儒家,並不是所有學者都這麼認為,比如陳摶、蘇澹這種傳承自然易道的,就只將孔孟當成掌握了一部分大道的聖人,譬如老子、莊子,墨子等,他們認為也都掌握了一部分大道,總之一句話:“孔孟不是唯一,易之道才是天地大道。”
因此,二程認為的格物窮理,就是去多讀聖賢之書,體悟孔孟的聖賢之道。
如果僅僅是修身齊家,那倒無妨。因為聖人是萬世師表,照著學肯定是沒錯的。但是儒家是入世的,是要治國平天下的,是要解決人世間產生的種種實際問題的,比如國家的財力枯竭,比如治理黃河,比如如何去應對外敵……
這就出事兒了。
像衛希顏這種不做學問的都知道,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在現實中尋找解決的辦法。而且很多新問題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而出現的。那麼解決的辦法也一樣,必須要不斷創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時代,還是井田制的小國寡民,生產關係與後世完全不同,當時孔孟等先秦聖賢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不說現代,就是放在宋朝來看,有很多都已經過時了。
便如名可秀批評王莽說的,西漢的情況已經不是西周時代了,還要拿西周的井田制來用,怎麼行得通呢?
名可秀認為,二程洛學的謬誤之處就在這裡——不在現實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在聖賢的書籍裡找註解、找答案,然後照搬。
這怎麼行得通呢?
而二程的世界觀,來自於周敦頤,而周敦頤的理論根基《太極圖》,源自於陳摶的《無極圖》——從這裡確立了天人感應、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慾等程學主張的源頭。
然而“太極”玄之又玄,不是普通人能夠認知的。否則,修“太極”大道的人那麼多,但真正破碎虛空的有幾個?世間的人們甚至認為破碎虛空是虛妄。正因為“太極”大道是“神”道,你悟透了,那就脫離“人”的桎梏了。就比如講,人們如果真的理解了“太極”大道,對自己身體的認識還會這麼膚淺嗎?——人就是“太極”“陰陽”的產物呀。
所以,二程將“理”著落在“太極”這個“高大上”的世界觀上,研究來研究去,都究不出這個“理”之所在。最後,只能借用了佛家的修行方法。因此,二程的洛學其實雜糅了佛、道二教的實用主義。
這就糟糕了。
名可秀曾對衛希顏道,作為宗教,可以在修身養性上應用,養善修德是很好的,但不可用來治國。因為治國的思想必須是積極的,開放的,而作為宗教的佛道二教的思想中必須帶有出世或離世的消極主義,以及“本教之外非教”的封閉主義。二程的洛學沾染上這兩種,最終會變成一種禁錮之學。學到最後,儒生們就只追求從讀書中悟道理,從儒經中去“格”出治國的道理——這怎麼可能呢?
稻穀是從儒經中“格”出來的嗎?
農具、水車是從儒經中“格”出來的嗎?
儒經會告訴你怎麼修建水利溝渠嗎?
儒經會告訴你怎麼造槍造炮嗎?
為什麼名可秀更加推崇王安石的新學?——當然新學也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它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它講經世致用。而經世致用,就意味著要著眼於當下,切合實際。
政治家治國,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