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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和大公黨的黨務上，她在十幾年前就卸下了名花流宗主和長杭商盟盟首之位，僅保留著共濟會會首和共濟學堂總山長的位置，諸如江湖武林的事務和商業上的事務她已很少插手。“人的精力有限，即使天才人物，也不要想面面俱到。”她以身作則，教育子侄專精或選好主攻方向。正因有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用於學問，她在學問上的研修也才越發精進，一步步造就了她在儒學上的地位。
在此屆稷下論學之前，名可秀註解的《中庸正義》已經完成，而她選擇在稷下學會上論講後再發行——一旦論講成功，名氏《中庸正義》發行後就能很快取代程氏《中庸解》，不需要再經過駁雜的學界辯議。還有什麼比稷下學會的經講辯議更權威呢？
二程註解《中庸》，開篇即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之定理。”
名可秀首先不認同的就是開篇註解“中、庸”這一句。
她與蘇澹、譙定論辯時說道：何謂“不偏之謂中”？這不合思辯論！——按數學的說法，就是不合“邏輯”，按泰西著作的譯解詞，就是不合“哲學”。
要照哲學，天下沒有一個“中”，“中”是假定的。
所以，什麼叫做“不偏之謂中”？你說這兩邊是偏的，我這裡的是中；你定了這個中，對這兩邊講，中已經變成偏了。所以二程解的“不偏之謂中”，文辭上很對，邏輯上就有問題。
衛希顏聽得暈裡暈乎，但她聽出了一點：妻子對學問的研修，已經從形而上學的玄乎，到了邏輯上的思辨。她隱約覺得，或許這就是東方哲學和西方哲學的不同。西方哲學更講究邏輯上的嚴密，而東方哲學則是玄乎的“形而上學”，就跟悟道一樣，要用心去悟，你要想用邏輯的道理去論證東方哲學，那就等著傻眼吧。而且論證出來的，不是真正的道。故曰“大道不可言”。衛希顏能體悟道心，對這一點是深有體會的。
但是，對天下眾多的普通讀書人來說，他們沒有這樣的“道心”去悟真正的道理，所以必須要將“形而上”的“微言大義”用比較思辨的道理闡發出來——這就是大儒們存在的最大意義和價值。
為什麼要說必須“思辨”地闡發道理呢？這是當然的，你闡發的道理不夠嚴密，邏輯上有漏洞，誰會認為這是聖人的道理呢？——只會認為你闡發的是錯誤的。
二程對“中”和“庸”的解義名可秀認為就是不具有思辨性。
再說“庸”。“庸”按古字義，是“用”的意思。程氏說“不易之謂庸”——“易”者變動，不能變動叫做“庸”，即不易者為用。
名可秀說，天下有不變動的事物嗎？按照孔子傳注的《易經》的道理，“易”為天下萬物之大道，沒有一個是不變的事物。怎麼有個不易呢？
應該說“萬變之謂庸”，才能用啊！不變怎麼用呢？
她在學會上打比方道，就像人洗臉，一萬年都不洗，不“用”臉了，那就可以不變。如果要說“中庸”，就是要“用”臉——若是“不易為用”，那就是今天洗了臉，明天再不要洗，從此都不要洗，大家願意嗎？
“哈哈哈……”
學子們都忍不住樂了，一個個笑得前仰後合。
皇帝也笑了，他挺佩服名可秀把聖人大道以日用來譬喻，偏偏聽起來還很有道理。
二程說，“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名可秀認為，這兩句詮釋是對的。
二程對《中庸》的釋義，名可秀認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在“世界觀”上出了岔子——儒家稱之為“宇宙觀”。
這一點很致命！
名可秀認為，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方法論。世界觀如果錯了，就會造成思想禁錮，而禁錮的思想用於治世，就會使治世出現偏頗，甚至方向都錯誤。
比如，董仲舒在學問發展上的世界觀錯了，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獨尊”的結果就必然造成儒學的自大，自大帶來的就會是固步自封，最終造成的就是思想禁錮。
比如二程的學說，在世界觀上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是從太極中來的。——名可秀認為，這個作為“宇宙觀”是可以的，但作為“世界觀”就有很大問題了。當然，儒家是將“宇宙觀”和“世界觀”視為一體的——名可秀認為，這本身就是錯誤的。
按衛希顏的通俗解釋，這就好比用*社會的世界觀去指導封建主義社會的世界觀……咳，太過高大上，其結果就只能是空想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