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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家庭私人領域與事務中，注重親恩的護持。
簡單地講，如果你的父親是平頭老百姓，強佔了別人的錢，你私下裡償還就是了，不要舉告損了你們父子間的親情，法律也允許你有“親屬作證豁免權”；但是，如果你的父親是官員，你自己也是廉政官員，你的父親貪汙了，那你就必須如同叔向處置他的弟弟叔魚一樣，這個時候不講“親親相隱”，你必須舉證你父親的罪，不能擁有“親屬作證豁免權”。
這就是中庸精神，它維護人情倫理的“禮”，但不能過，要有分寸；同樣，它維護人間的“法”，但也不能過，過了就違背了仁義。
名可秀又論，儒家的“孝”，事實上包含了不能陷親人於不仁不義的內涵。
《論語·為政》道：“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問孝，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名可秀在《論語集註》對這段話論注：
無違，不違背什麼呢？不違背禮，不是不違背父母的一切意願。《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語：“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故，愛父母，孝順父母，不是一切都聽從父母，不是滿足父母的所有要求，而是在聽從父母的話、滿足父母的意願時，以社會公認的尺度、法則、規矩、規範來辦事。如果父母讓子女做非法的、不合理的事，子女做了反而是不孝，即陷父母於不仁不義。父母活著的時候，做子女的在禮的規範下，盡心竭力地服侍他們；父母死了，做子女的在禮的規範下，來安葬、祭祀他們。這是“孝”的本意。
她也引用了這段論注來總結孔子的“親親容隱”，按衛希顏的理解，有三點：其一，“親親容隱”之“隱”是隱默之義，是知而不言的不作為性，而非窩藏、包庇之義；其二，“親親容隱”有界限，即只限於家庭成員的所作所為沒有逾越社會公認的規範、原則；其三，“親親容隱”是不對外人或官府宣揚或告發其親的過失，但“隱”亦要求家庭成員之間以公義來相互教育、幫助、規勸、批評。
名可秀的論注，就將孔子的“父子為隱”闡發得令人清楚而不感到困惑了。雖然儒學界爭論得很厲害，認為父子人倫是大禮，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隱”，但名可秀的論注得到了皇帝和多數士大夫的贊同。這就好比“忠孝不能兩全”怎麼辦？都盡孝嗎？那國家怎麼辦？也有很多儒家學者認為名可秀論注得有道理，因為《集註》裡引用的論證之語不是名可秀主觀臆造的，都是可以找到聖賢之語的出處的，更何況，孔子以《易經》為諸經之首，肯定不會片面強調哪一方面，走極端。
現在，名可秀在稷下講《中庸》，論起“父為子綱”時，以“親親容隱”為例，闡論道如果父親不仁不義，則不能為子之綱，因為這樣的綱會敗壞社會的風氣，危害天下大矣。不能以小家害大家。這是治世、平天下的道理。你自己在家裡修心可以講人情，但你出來當官，就不能只講自家的人情。只講自家的人情，你不要當官。為官，是公職，公職就意味著擔負了公義的責任。
再觀《論語集註》釋父子為隱時，其中就有對官員親隱的論注：“官，古字之義，以冖覆眾，治眾之意也。故官者，為公職。公職者，民供也。比之庶民有權有利，故須承負比庶民更高的責任和公義，此亦為‘公平’之義也。”
不想盡公義？行啊，摘去你的官帽子。不當官，沒有享受到權和權帶來的利益，那就不要求你承擔維護世間秩序的責任了。你父親殺了人，你可以不作證，法律容許你“不言”，但是你阻礙辦案，銷燬證據，那就不行了，這就觸犯了法律，不是“容隱”的範圍。
據說當年已致仕的大理寺參政謝如意看到《論語集註》的這一段時，失態下跳了起來，揹著手轉了好幾圈，然後給名可秀寫了一封長信，就禮與法探討觀點。《宋刑統》中有關“親親容隱”律條的增加條款就是在這位刑律界宿老的大力推動下完成。
名可秀這回在稷下講中庸，將父子的綱常講得更進一步，無論你何種情理，“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持私過分而無“中節”，則小家和、天下不和，然則天下的秩序破壞了，小家又能和嗎？
她又講君臣之道，“君為臣綱”。君要有君的仁德，才能成為臣忠誠的綱。如夏桀、商紂，失了君之仁德，屢諫而無改止，則臣以之為綱，就失了天下的大仁。所以，君要有君的分寸，臣要有臣的分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臣相和，天下就太平了。
又論夫妻之道，“夫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