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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民胸懷——這個仁民可是隻對士？”
在衛希顏的記憶中，范仲淹是以政治家和文學家聞名，但在大宋時代，他更為人敬仰的是在儒學上的地位，可以說是宋儒開宗第一人，在大宋儒家心中，其地位還在周敦頤、張載、邵雍、王安石、司馬光、二程這些創立學派的儒宗之上。
所以，名可秀以范仲淹為例，是很有代表性的。
“范文正公節儉仁愛之德，天下皆知。兒孫衣著樸素，家無錦羅帷幔，高官之厚祿，盡數資助需要幫助之人，無論是士，還是庶。其言教兒女曰：‘吾常憂恨者，汝輩不知節儉，貪享富貴。’”
名可秀道：“因己身不慕富貴，不貪享受，故能利分天下，益及黎庶。”
范仲淹作為士大夫精英階層中精英，但自己不貪圖富貴享受，不兼併田產，不需要商利，所以執政時能將利益傾斜分給普通的百姓。
“范文正公之後，君子廉儉以養德者，首推司馬溫公。”名可秀道。
司馬光的節儉也是天下有名的。他家的宅子位於陋巷，僅能遮風避雨，編著《資治通鑑》時，夏天酷暑難當，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個地下室，十分寒磣，被人譏為“穴處者”。居家生活，食不常有肉，衣不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居官的俸祿和皇帝給的賞賜，一半作了衙門的辦公開支，一半接濟親友，自家只留溫飽之用。他一生不納妾、不蓄妓，只有妻子張氏一人。張氏沒有生育，這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時代，是件大事兒，張夫人急得要死，偷偷給他納了妾，他送走了；岳家又將一位美貌丫環送他，他也送走了。於是他收養族人之子司馬康為養子，以絕張氏給他納妾生子的念頭。後來，張氏去世，司馬光因家無餘財，只好把洛陽僅有的幾畝薄田賣掉，才讓妻子入土為安。
可以說，司馬光的確是位道德君子。
人活著圖利是為了什麼？當然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過得更好。但像司馬光這樣的人，“惟儉以養德”，物慾享受於他們來說是敗君子之德，哪有利益私心呢？
所以，名可秀在道德上高度評贊司馬光。她說道：“范文正公之仁，在於體恤天下黎庶，故利分百姓，寬刑恕及庶民。王荊公之仁，在於國家富強，不受外侮，故為國富之故，可抑制削減精英階層之利。司馬溫公之仁，在於天下安定，故倡國家儉用為德，維護穩定為上。”
名可秀曾對衛希顏道，司馬光反對變法與文彥博反對變法是有差異的。
文彥博家用之奢，可說大宋有名，文家在河南就是最大的兼併豪戶，他維護精英階層的就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司馬光不圖私利，但他認為精英階層是國家的中堅，如果這個階層不穩，大宋就不得太平。他認為王安石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必然會導致精英階層的激烈反抗，造成大宋內部不穩，則外強必凌之。所以他強調精英階層的利益不要過於觸動，而是倡導精英階層都節儉為用，不要圖利，希望國家也節儉為用，不要圖利，對百姓輕徭薄賦，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於是天下就穩定了。司馬光認為，天下穩定，就是對普通百姓最大的仁——亂世人命賤如狗。
所以，司馬光在十七年後追索阿湖案，將之斬示眾，不是報復王安石，而是向哲宗表態維護法律的堅決——“祖宗之法不可變”，以此打消哲宗想恢復王安石新法的意圖。
再說王安石，那也是相當節儉的人。史載他身為宰相後飲食也相當差，有次請個姓蕭的親戚到他家吃飯，結果只有兩張餅，一盤小碎肉，一鍋菜湯，讓人吃了一小塊餅就吃不下，王安石覺得浪費，就把親戚吃剩下的餅拿過來一點也不嫌棄地吃光了。衛希顏看到這裡就笑，說王安石請客，估計沒人願意去了。名可秀笑說比司馬光好，王安石請客好歹拿出兩張餅，司馬光請客估計就是一杯清水，約摸茶葉也是沒有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衛希顏覺得頭大，如範、王、司馬三位，為政的出發點都是不錯的——都是出於仁心。
故名可秀道，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都是以天下為公的真儒，他們的“仁”都沒有錯，都是尊奉“形而上為道”。
“然，有仁心者，以仁治天下者，未必能將天下治好。”名可秀道，“何以言哉？一曰不守中，一曰不執平。天下如塔，各層皆有利益，若執仁不守中，仁德過於偏向哪一層，都必寶塔傾斜。執平者，為平衡，公平。然公平非為均也……”
公平是利益平均嗎？當然不是。
就好比一個普通的農夫和培育出雜交水稻的袁隆平，他們的貢獻能一樣嗎？如果只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