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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大宋人文氣息越來越濃厚，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寬刑思想的產生，而這種寬刑並非是漢朝那種寬刑，僅僅只針對士大夫與權貴這個精英階層，而是對所有百姓都寬刑。
但是，仍然有很多士大夫強烈維護原來的秩序。阿雲案和阿湖案都算是勉強的蓄意殺夫案，之所以一定要處死阿雲和阿湖，乃是維護三綱之制。那怕是勉強地觸犯了這種三綱，也讓一些士大夫隱隱感到最終會破壞這種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這才是阿雲案或阿湖案產生嚴重爭執的深層次原因。
而名可秀認為，普通百姓必須擁有更多的作為人的權利，否則，精英階層和庶民階層的鴻溝越來越大，同樣造成高低兩極的分化，國家不可能“和”，不和則不穩，不穩則亂，亂則覆。
“國家不僅是士大夫的國，也是所有百姓的國。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唐太宗有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要小看了普通百姓，他們如果被壓迫到沒有活路，就會把整艘船都傾翻。曾經強大到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毀於陳勝、吳廣之手，漢高祖立基前也只是鄉中的氓民，傾覆漢、唐的張角、黃巢，他們同樣出身不高貴。”
名可秀道：“正好先前所譬喻的，國家的利益就是一張餅，精英佔了大部分，適度地分一些給普通百姓，這沒有錯。當然，不能強行分配，否則天下必然騷亂。”
名可秀曾對衛希顏論過王莽，說他：“死讀儒經，以為尖頂寶塔可以倒砌。”
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將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制，想以此來抑制越來越嚴重的土地兼併。但是，這種做法嚴重損害了大地主豪強，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階層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沒有切實的措施，地主豪強多餘的土地大多沒有交出來，這使朝廷沒有足夠的土地分給應該受田的無地和少地農民，使他們對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僥倖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對王莽新政也不滿。於是，天下大亂，王莽這位皇帝沒當多久就被砍了腦袋。
王莽認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義務拯救天下蒼生，但他的新政失敗了。史家也因他篡權，將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為都斥為虛偽。所以名可秀論王莽說：這是個書呆子，讀死書，妄圖去推翻天下統治的階層，讓寶塔倒置，怎麼可能成功呢？孔子說復周禮，那是針對春秋的情況，西漢末年那種情形，還能回到井田制嗎？扯淡！——後面兩字是衛希顏加的。
無論是誰，想以過分激烈的、強制的手段去大幅削減精英階層的利益，只會讓天下動亂，最終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處。即使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統治國家的是誰呢？——新的精英階層！
☆、稷下盛會（八）
衛希顏很認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會主義；那也是精英政治；難道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麼？哦；人民當家作主？——人人有票選舉權就算當家作主麼？
衛希顏認為，不可能出現人人當家作主，不管你是什麼社會。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國家怎麼管理？社會怎麼進步？真當物質豐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應該理想遠大，但執政必須切合實際。有為國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變革時弊的魄力；但是不著眼於實際的執政者，對於國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沒有仁心但識實務的執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繼續發言。
“儒家之仁德，是澤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復存在。百年大樹為何能長得高大，因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長的水分和養料。”
名可秀聲音微微提高，“今天計程車，可是百年前計程車？可是千年前計程車？大多數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們就忘了自己曾經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荊公、司馬溫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們當政都講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時讀書，一碗夜粥凝固後要分成四塊，隔日早晚各吃兩塊，正因清貧的成長環境，體恤庶民苦，範公執政方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