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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學派的，不管他是大宋還是大周的，我們都接納。因為學海無涯，學問無界。
掌聲譁然。
名可秀抬手壓下掌聲，又講，比如泰西的學術，如今很多書籍已用中文翻譯刻版，我們可以多看一看，多學一學，其中有利於格物學的，我們要吸納；有利於儒學的，我們也要吸納。不能因為他們是“外夷”的學問就輕賤了，這就不符合聖人講的寬謙為人的品格和治學的品格了。我們的文明雖然是領先的文明，但是，其他文明也必然有她的璀璨和精華。
比如，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1至9的數字，就是來自於大食文明（是印度文明，阿拉伯人傳播）。又比如，泰西的一位賢者叫亞里士多德，他與孔子同一時代，提出了“德就是中庸”的學說，儘管他只是講德，遠不如我們儒家中庸大道的內涵，但是也有借鑑意義，同時也表明了華夏之外也有大智慧的賢者，他們的一些思想和道理也值得我們借鑑。
大宋朝廷的鴻臚寺現在稱外邦多稱外國，不再稱外夷，多稱民族，不再稱番、夷，這是一種胸襟，一種大國為政的寬謙胸襟，既是一種美德，也使大宋的目光不要高高向上，下巴抬高了就發現不了別人的美，看不到別國的精粹。
名可秀講中庸精神的“寬”，就是要給儒學確立一條海納百川的路，不是封閉的，而是相容幷蓄的開放思想。
這也是她和譙定等人努力要打破的、自董仲舒獨尊儒術後對儒學形成的“唯我”思想。
當年王安石和司馬光新舊兩黨的黨爭，實際上還和儒家學術道統之爭緊密關聯，新舊兩黨“黨同伐異”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儒學獨尊帶來的對治學思想的不利影響——失去了儒家的“謙”和“寬”，變得霸道和排他。如果不糾正任其發展下去，就會使儒學成為封閉的學術，這與先秦的儒家思想是相悖的，而封閉的思想在治國上也無法實現“致中和”，更不用談平天下了。
春秋時期孔子的箭術高明，而且帶著劍周遊列國，他的弟子中也不乏劍術高明的；再看看靖康之前，大宋有幾個儒生會射箭？又有哪個儒生是隨身佩劍的？反而歧視武將，輕賤武者……漢代以來的儒家比起先秦的儒家，無論胸襟還是治學思想都變得狹隘了。
所以，名可秀要講“寬”。
寬就是包容，寬就是“道並行”，寬就是博採眾長。
但是，寬不是無邊無際的，包容不是什麼都吸收，好的壞的都用。
所以，要寬而辨。
☆、稷下盛會（十六）
“辨”是什麼呢？
“辨”是明辨是與非；屬於歪門邪道的；就要堅決摒棄。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適、中不中用——合適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適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們儒學也不能吸收或採納。
比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個自然存在的法則；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進儒家的學說中。為什麼呢？因為它與儒家“仁”這個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認“物競”法則的存在，承認它是一種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須用“仁”道來統馭它，用“中、庸”的方法來使用它，使它成為良性的競爭，而不是惡性地破壞人性，更不能成為以強凌弱的藉口，不能成為戰爭的驅動。
從這個方面來講，名可秀絕不贊同因為人口壓力發動戰爭。對交趾、對大理、對吐蕃的戰爭都不是因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確實人口稠密，人多地狹，但是廣西還是地廣人稀的，何況海外還有一個廣闊的金洲，新發現的陽洲，那裡有廣袤的無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國上強調內在能力，也就是強調自我解決問題，而不是發現危機轉嫁到外邦，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認為，如果因為人口壓力，就發起佔領外邦土地的戰爭，這的確是一個“捷徑”。但是，這個捷徑走多了，將會造成執政者貪圖外在快便，一旦國家出現困難，就尋求向外發展，以外力驅動，最終只是轉移或掩蓋了內部的問題，而實際上沒有解決。
這就好比武家只練外功，因為顯效快啊，練內功就算練十幾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厲害，就算練得體如金剛，沒有內力，那也不是高手，還是外強中乾。
名可秀認為，這種執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僅會破壞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國家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差。比如講農學，因為國家向外擴張解決了土地緊張的問題，治政重心還會放在提高稻穀的畝產量上嗎？至少不會那麼緊迫的重視。而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