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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又補充一項條款，後來又來一個附加……同樣會讓百姓繁瑣，讓底層的執行者和普通百姓們弄不明白朝廷的真正意思是什麼，或者都要觀望，等等看後面還有沒有什麼“補充”，又怎麼談執行呢？
“簡”稅賦是講稅不能過重，也不能重複或疊加。靖康之前疊加的雜稅就很多，看似十五稅一的農稅很低，實際上變著方兒附加了不少雜稅在上面，底層百姓的負擔就重了。
所以，這第五句第一個字，看似簡，實則是簡而文，有著無比內涵。
名可秀講第二個字：溫。
什麼是溫呢？
在君子之道中，“溫”是溫柔，溫和，也是講處事要溫和，不要粗暴，過於激烈。
名可秀取了“溫”字，用在為政上，是指施政要溫和，不要使用太過激烈的手段，不要過猛。比如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太過激進了，不僅引起了被損害利益階層的強烈反撲，也將中立派官員推向了對立。
當然，變法也不是不能猛，但要結合當時的背景，能不能猛？猛不猛得起來？猛之後的後果承不承受得住？這就是要講“因時”了，“因時”用猛能“制宜”，那就要用猛。比如南北分立後，南北兩朝在軍隊改革上都用了“猛”，但這是因為有靖康之禍在前，朝野上下支援軍隊變革，因為不變就要死，這就是“因時”。
但在國家承平時代，為政多數還是要用“溫”，無論革弊還是新法，都不要想一步登天，一口吃個胖子是不成的，多半是在食管塞死你，所以飯要一口一口地吃，改革也要一步一步地來。
比如講禮部改婚律，執行時就要“溫”，不能一步到位，要求全國所有的州縣都執行十八為婚，那就有很多貧困家庭承受不了，沒錢將女兒養到十八才嫁呀，這就不是良法了，害民了。
又如大宋實施義務教育法，這也是良政，但在執行時也要講“溫”，分階段、分地方地推行，不然很多州縣的財政負擔不起，就要想著法子把銀錢分攤下去上，強制大戶或上戶捐錢，造成民怨，沒準還成了地方官納錢的一種手段，於是良政成了弊政。
作者有話要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某一直認為應該兩面看待，一方面，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存在著這種競爭，應該是鞭策自己適應社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將它作為社會普遍的法則，那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就是普遍認同弱肉強食了，對於人性社會來講很糟糕。
☆、稷下盛會（十七）
名可秀講第三個字：直。
中庸講溫；但要“溫而理”，不能因為溫和而失了原則；這就叫溫得過度；失了分寸；不直了。
所以名可秀在溫之後；又用直。
孔子說“直”，有幾個意思：正直；公平，直率。
無論是為人處事；還是治國為政，都要用到“直”。
直與溫是相對的。
比如朝廷清貪；就不能溫。南北兩朝當初在澄清吏治時；都採用了雷霆風暴的手段；揪出一個貪官，絕不姑息。現在的政治清明，可以說是建立在當初的雷霆風暴之後，蕩去了汙濁，再輔之嚴密的監察制度，和嚴厲的、不寬容的懲治手段。
名可秀講，對貪官，那就不能講溫，要持以公義的直道，以法律為直繩，不枉不曲。
名可秀在這裡講直，就是對溫的補充。
正如寬要有辨，溫也要有直。
《中庸》說：“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什麼是明哲保身呢？名可秀講，明哲保身不是叫你怯懦躲避。明，是明心見性，心中有道；哲，是高明的智慧處世。當處於亂世，“明哲保身”不是怕——是不願意輕易犧牲，所以“其默足以容”，退而隱世，擔負起文化的傳承責任。
但是，很多人誤解了這句話，沒將“既明且哲”放在前面，只看見了“保身”。於是，當國家危難之時，因為怯懦不敢站出來，苟全己身，還美其名曰“明哲保身”。
靖康之變，多少士大夫做了金人的俘虜？保全己身、不輕易而死這是對的，死要有價值。但當君王遭敵酋之辱，此即國家受辱，華夏受辱，然唯有李若水挺身而出，捨生取義。何以不“保身”哉？因為已經觸及君臣之義，觸及了士大夫應守的“道”，故勇而直，捨生以全道。此謂之，死有重於泰山也。
故靖康以後，我們講士大夫的氣節，就是批判這種當勇時怯，當義時退，不能直道而行。《中庸》說“國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