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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衛希顏來講，朝內朝外對她的彈劾非議並不損她什麼。她的兵家名聲早就傳揚在外，兵家嘛，不好戰怎麼行，軍中怎麼保持旺盛的血氣？所以衛希顏對於表現出好戰、擴張是很樂意的。軍人不是執政者，只是執行者，表現得再好戰，只要執政的政事堂保持著“中庸”就行了。衛希顏對名可秀這環環緊扣的謀劃也很佩服，包括稷下論學的王霸之辯都是被她謀算在內的——最終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辯後再論中庸之道，還有比這更合適的嗎？衛希顏唯有兩個字評論：中的。
名可秀此時講“辨”，著重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道來舉例，就是講儒學對包容的學術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納為儒家思想。
學子們還在深思。
這回學者們率先鼓起掌來。
這樣的寬而辨，他們認同！
名可秀講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時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這是講生在如今的時代，卻要拼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這就是“反古之道”。違背了潮流前進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麼行呢？小則災及其身，放大，就是災及其國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這是講國家為政的好壞，人們會像對天氣一樣的敏感。而土質好不好，看看種下的樹就知道了，如果樹長得不好，就說明這個土質不好，或者不適合這棵樹，要麼肥土，要麼移樹。
這就是講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傳》裡說鄭國子產的治政：孔子贊其曰，寬猛相濟，善哉。
這就是講，如果國家施政太寬和，因為寬，百姓就會漸漸怠慢起來，於是朝廷就要以嚴厲的措施去糾正。但是，如果嚴厲的治政讓百姓普遍受到了傷害，那就要施政放寬。
這就是講國家的為政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做出不同的變化調整。
論語裡講“權”，孔子道“可與立，未可與權”，這是說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夠通達權變——“權”即變的意思。
但名可秀沒有用“權”，而是用了“因時制宜”，表示不僅要變，還必須是合適的、中用的變。
自靖康以後，南北兩個朝廷都實施了變革。為什麼呢？因為靖康之禍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這些弊政才是致使國家差點滅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須要變，不變就不能強軍，不變就不能強政，不變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
所以，祖宗的法度，適合時宜的，我們繼續要用，不適合時宜的，就要變。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當時，是很合適的，但現在要回到井田制，讓全國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亂了，這就是不合時宜。
再講封建制，西周分封諸侯是適合當時的措施，但現在不合時宜了。不，也不能說完全不合時宜，如今我們南北兩國就相當於是諸侯，只不過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個“王”，是華夏文明——這也是一種變，是“以人王為共主”的進化階級。這就是進，與時俱進，這也是因時制宜的內涵。
所以，沒有萬古不變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變的，只有“中、庸”這個道德的標準和方法是不變的。因是，我們要與時俱進地變，但不能亂變，也不能什麼都變。用什麼來衡量呢？就要用“中、庸”來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時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錯了。
全場沉思後，掌聲。
名可秀講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講了三個字：簡、溫、直。
《中庸》說：“君子之道，簡而文，溫而理。”
“簡而文”是講君子質簡卻有文采，文采引申為內涵，即外在簡單卻有無比內涵。
名可秀取了個“簡”字。
簡，簡練。職能不要重疊，官員不要臃腫，重疊臃腫害政。行政要簡，不要冗長拖沓，冗長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瑣，繁瑣擾民。稅賦不要重、復，重、復傷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個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員”，衙署臃腫，職能重置，龐大的文官集團和吏員冗餘，不僅拖累財政，而且人浮於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個國家承平日久，就很容易出現這樣的弊端。
所以名可秀強調一個“簡”字。
“簡”就是要簡員，簡政，簡辦事流程。
而政令繁瑣，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對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個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