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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棚勾欄裡說唱雜戲的,從上午巳時起就熱鬧;戲劇院一般是午後開場,白日劇場多為說唱、合生(相聲),晚間劇場則是戲劇和大型歌舞,如王師破金樂、霓裳羽衣曲等,也有熱門的長篇說唱,比如大憲五年出話本後就一直流行不衰的《封神演義》《洪荒大神傳》《狄公案》《隋唐演義》等長篇小說。不過,自今年四月吐蕃戰爭捷報傳回後,最熱門的說唱就換成吐蕃戰事了。
攻蕃軍隊中有隨軍記者——大憲元年記者行會成立後,採撰正式改名記者——其中就有人寫鐵騎兒話本的,寄回國內有名的書會或劇社,又是一筆收入。在建炎以前,寫話本的多是不得志的文人,組成書會,以寫小說、野史謀生,地位頗為低下。後來,隨著報紙和報事人興起,報上連載小說熱門起來,而後隨著永嘉雜劇、弋陽腔、宮調大麴戲劇開始興起,使寫小說、戲劇的文人漸漸多起來,其中就有一些知名的報事人——編輯、記者匿名寫話本子,還有一些有文學水平的女才子也加入進來,對她們來說寫話本既是一種消遣興趣,也是一種抒志方式,至少文才有個施展的地方——畢竟,能被家庭允許進入仕途的女官實在是鳳毛麟角!
而民間小說的興盛也讓一些士大夫起了防備之心,據說有人感慨,“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影響民間的史事人物的看法。
按衛希顏的說法,就是影響人的“三觀”。
小民百姓沒多少文化,不曉得什麼大道理,而流行民間的小說和戲詞比起儒家經書更通俗直白,寓喻義於故事中,潛移默化影響著百姓們的認知,譬如對前代歷史人物的印象看法,多半就是從小說野史來——正史除了學者士子官員外,又有幾個看過呢?
後來禮部文教司在出版局下面的稽核案增設了話本的審查,對民間流行的小說和戲劇話本進行稽查稽核,如果內容有悖於仁義禮智信的條款規則,則要取締話本的發行,並禁止說唱或上戲。說起來時下流行的四大話本——《封神演義》《洪荒大神傳》《狄公案》《隋唐演義》都曾出過“*門”事件。
——前二者是因為有女媧為皇的內容,後二者則是對女皇武則天多有褒揚,話本流行後便引起了很多儒生的不滿和抨擊,聯名上書出版局要求查禁。當時前後兩任禮部參政恰是譙定、宋藻,對女媧和武則天不存在偏見,而且知道話本的撰寫者與名可秀、衛希顏有關聯,於是便借用理學對儒學的釋義,引經據典駁回了儒生的上書,將事態平了下去。儘管有儒生還憤憤不平,但也只能平日裡說說嘴洩憤。而鬧出這場官司的話本在民間卻是更火了。
而從今年五月起,民間說唱最火的就是王師大戰吐蕃了,什麼演義公案等都得靠後站一站,等這波熱潮過了再說。
但是,就在坊間津津樂道王師大捷時,也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出現了。
事實上,在吐蕃戰爭發動之前,朝堂上就有異議。工部參政胡寅、吏部侍郎朱松、刑部侍郎張九成、學士院承旨曾幾等人,都反對出兵吐蕃。又有門下諫院的彈劾最激烈,左諫議大夫周葵在奏摺中直斥衛希顏“窮兵黷武,必陷國家於漢武之禍……”兩府決議以討伐吐蕃奴隸制為師出之名,胡寅譏道“既出兵,何患無辭!”譏諷朝廷是在為出兵找藉口。
至戰爭深入,朝野非議之聲一直未絕。
之前歷次戰爭,也被翻了出來,除了滅金戰爭外,大宋在南洋、在交趾、在大理的戰事都被扯出來,批評兩府為一國之利而起兵戈,不合仁義之道,抨擊衛希顏“好大喜功,妄起征伐”,就連從麻逸國買下瑞宋島也被批評了,說是“以賤買土,行騙而得”,楊泰水師和平收服琉求(臺灣),也被批為“恃強凌弱,武力服人”,云云。
雖然這些非戰之論還不能動搖朝廷的決策,但在士林形成了不好的影響。
十月的時候,吐蕃戰爭勝利,曾經沒有被大唐征服的吐蕃如今成了大宋帝國的領土,讓帝國無數軍民都感到驕傲自豪;但是,批評、非議之聲也不小。
儘管官報和多數報紙都對吐蕃戰爭歌功頌德,但在其他學派創辦的報紙上,批評之聲別開生面,比如程學創辦的《經義報》上就有諷刺尖銳的文章——“吐蕃之後,樞密兵鋒何指?”矛頭直指衛希顏。
這些報紙的影響雖然不及《皇宋官報》和《西湖時報》《湖湘時報》《廣南時事》《金陵日報》這些報紙影響大,但也有各自的讀者群和影響面。隨著一傳十、十傳百,非戰的議論漸漸讓國子監、太學和書院的許多學子們產生了迷惘:大宋到底該不該發動對外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