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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首名可秀時，人人心中悚然，都為前面抓了強龍逆鱗的違約書商道聲“不開眼”。此後，當古今書坊陸續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經書”，也沒有哪家書商敢打主意了——古今書坊並不是不要他們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約定的限度賺取利潤。古今書坊以“十文書”售給書商，就是允許書商賺取合理利潤，以借天下書肆書鋪之力，讓各地的讀書人都能買得起儒家經典，畢竟古今書坊再大，也無法以一家之力遍佈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義》發行後半年，宋周兩國禮部先後發文，頒定《中庸正義》為官學的《中庸》教本，同時詔告天下，增加《中庸》為科考經義目的內容，而《中庸正義》就是科考評卷的標準。
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經注，一是《論語集註》，二是《大學正義》，三是《中庸正義》，而這三經注都先後成為了南北兩國頒定的經義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經注成為官方頒定的教本，也就相當於確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學者的宗師。
自北宋立國以來，迄今為止，前後湧現出的能被稱為“儒學大家”的不下百數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認為“儒宗”的卻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為成為“儒宗”的標準很高。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儒家論儒的最高功績，就是遵循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立聖德於當代，惠澤被於無窮，如伏羲、神農、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難，功濟於時，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著書立說，二曰開創學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認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當然，“儒宗”是在聖、哲之下，“三不朽”的標準不能與伏羲、大禹、孔子這些先王先聖比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傑出貢獻，並且影響深遠。
比如現今儒者們公認的北宋以來的幾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馬光、邵雍、張載、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這位已經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後首位被承認的“儒宗”，因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國家實現了富國強兵，而且為後面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論“事功”的功績是在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之上——後二者雖然提出了良法，但實施失敗了，沒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設計者是名可秀，而她隱在幕後指揮，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頭上——名可秀對此並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為建“事功”奮鬥的大公黨成員們卻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麼？不是功名富貴，也不是死後追諡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樹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還與名可秀的造就分不開，這對大公黨成員們太有鼓舞意義了——誰不想成為治世之名臣，然後更上一層樓，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榮耀造就追隨者的輝煌，這是非常聰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
對於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處幕後，無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論語集註》被宋周兩國都頒定為官學教本後，就已確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建立的共濟會規模越來越大，影響也越來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濟眾”，而其成法可為後世借鑑，可謂“惠澤被於無窮”，從這個層面來講，已經達到了儒家踐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標準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範圍是模糊的，標準也是不明確的，更多的取決於儒者們的認可和尊崇，確切地講，是當世大儒和名儒們的認可，而名可秀身為女子，這就使她在男尊社會里獲得“儒宗”這種認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艱難得多，換句話講，就是認可她為儒宗的心理水平線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義》成為宋周兩國先後頒定的官學《中庸》教本，她在儒學界的聲望再次達到了一個高點，稷下學宮祭酒譙定在一次學者集會上公開讚譽她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學者的認同。
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庸正義》成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學儒經教本，而是因為名可秀對中庸精神的詮釋，或者說創新、樹立。
如果說名可秀詮釋的《論語集註》和《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