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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是：
“理者；究天地萬事萬物之理。”
又概定理學“三分”：上曰天人之理；即天道；中曰道德性命之理，即人道；下曰格物之理，即物理。
其中；格物之物理，包括算學、天文、地理、物理、化學、工械；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儒家又稱為“百工之學”。
大宋很重視“工”，因有遼、夏的邊患威脅，但對內又重文抑武，所以比起前朝歷代都更依賴於軍器的犀利和守城工械的防禦力量。但是，“工”畢竟是旁門左道，不比正統儒學，士子入仕還是要讀儒經經科考道路的，所以即使有這方面天賦計程車子很多也會棄之不學。
最初鳳凰書院設格物學科時招生人數很少，就是這個原因。那時建炎新政的工科制舉才剛開一年，對士子的影響還不大。直到工科制舉陸續考了三屆之後，進入格物科的學子才漸漸增加了。
後來，隨著理學的名聲擴大，包括：格物學科出的成果應用到軍事、農事和工事上，受到朝廷不少表彰；理學的學者們在有影響力的論刊和報紙上陸續發表文章宣揚學說，又與其他學派進行辯論，宣揚理學；以格物和自然認識為主的《自然》雜誌的讀者群越來越大；後來新創的《探索》雜誌引起的探索者團隊的火熱，等等，這使理學名聲宣揚的同時影響也日益擴大，吸收了越來越多的學子加入到格物學科。
至大憲十二年時，理學建立已達二十年，從最初幼嫩的花骨朵長成了歷經風霜的花樹。
但是，與新學、程學、溫學這三大學派相比，理學還是弱勢學派。
雖然理學的名聲已經很廣，影響範圍也很大，但是真正尊崇理學的儒生卻不及新、程、溫三學。
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格物之理上。大多數儒家不認同理學的格物之理是儒學，對此一直有攻訐，包括書院內的很多儒經夫子都不認同，而外部大環境更是重經義輕物理。另外，《自然》雜誌擴大格物學科的影響的同時也給理學帶來一個負面影響——使天下讀書人產生了一種誤解，認為理學就是“格物之理”的學派，而理學的究天人之理和道德性命之理反而被忽視了，或者說被格物之理遮蔽了。
這對理學的發展顯然是不利的。
作為理學三位學派領袖之一，名可秀不由反思，對理學的定位是否出現了偏差？
在理學高層的討論會上，蘇澹、蔡發這兩位學派領袖認為理學太全了，形而上、中、下三者皆具，這使理學的包容性很強，但是，萬有不齊，物理自然不同，如何從物理各異之中求得一個統一的天理？這是理學還沒能解決的問題。
蘇澹道，天理是一，而物理是多，在現實的存在之中，如何從這物理之多中識得天理之一，如果用格物致知的方法，就事事物物去窮理，以期用力久之，而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顯然是主觀的唯心論，易陷入自大、狂妄。
蔡發道，從物理中見天理，從主觀唯心上來講是可行的，但是在存在的實踐中根本就是無效的，人生有限，如何可窮盡物理，又將不同物理貫通為一？這完全是思想的事情，而不是存在的事情——“格萬物而致知天理人性”，只是在思想邏輯上合理，在實踐中卻無效。
沈元、陳旉、陸宸、周執羔這幾位理學執事則從另一個方面講顯現的弊病——因格物致知物理較之格物致知天理、道德性命之理更易出成果，目前在格物學子中已經出現了重物理而輕道德心性的跡象了。
為此，蘇澹認為，為了理學的發展，並使學子思想不入歧途，應將“格物之理”剔除於理學之外。沈元、陳旉、陸宸、周執羔等人則反對，認為這會使正在興起的格物學科遭受很大打擊，本來就是“少數人的學科了”，很可能經此重新陷落下去。
兩方各執意見，在理學內部引發了爭論。
事實上，這個爭論不僅僅是涉及“格物之理”在理學的去留，其實質是爭論格物致知的內涵意義，以及形而上下的道器、體用之爭，這兩者都是儒家一直爭論的議題。
其中，道器、體用，說的都是一件事。
孔子《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的道是抽象的本質和一般規律，稱為道、體；形而下的器是具體事物和現象，稱為器、用。
理學內普遍認同，形而上之道寓於形而下之器中，所以道在器中，體在用中。但是，在二者的先後關係以及是否可分離上，學派內產生了分歧。
蘇澹、蔡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