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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儒學的微言大義變得淺顯易懂——這樣才能真正普及。
這是名可秀註解《論語》和《大學》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義》更進一步，樹起了儒學的“綱”，有了這個“綱”就將整個儒學都變得簡單起來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學只有變得淺顯易懂，才不會成為“高閣學問”，傳到後世子孫就會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後不懂就束之高閣了，更糟糕的一種結果是，因為沒有真正學明白而謬解或閹割儒學，那就成了誤國之學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極遠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學為簡，而他沒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單論這個治學的功績，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還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麼呢？
兩個字：條理。
這是可以與“化繁為簡”相提並論的兩個字。
北宋的儒家們，從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慶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新舊兩黨的儒學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學，但他們都並沒有將儒學有條理的歸類，或分出層次，學儒經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學的整體脈絡，研讀儒經如同瞎子摸象，沒有清晰的整體，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這五位先生起，開始注重將儒學條理化，目的是為了讓儒學易懂，但他們沒有成功，比如周敦頤和邵雍這兩位易學大宗，都將儒學太極化，以“太極”為儒學的“綱”來解釋儒學，首先這個“綱”就抓錯了，不僅沒將儒家思想串連起來，而且還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極本就是極高深的“道”，越解釋越玄乎，讓人怎麼學呢？
名可秀三萬字的《中庸正義》做到了這件事，以中庸為綱，將儒學條理化、層次化，其上為宇宙觀，其下為世界觀，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論具體，儒家目標分階段——這樣才能普及做到，否則淺顯易懂了、知道了卻做不到，那就是隻有認知而無法踐履的學問。
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成就。
儒學修到這一步，名可秀可以說已經超越了孟子之後的歷代大儒。即使還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個女子在儒學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認，名可秀的“立言”已經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體達用之學”（認明儒家之經旨而經世濟民之學）。
范仲淹的“明體達用之學”一革漢儒以來的章句訓詁之學，開啟了宋學的重義理、重創新、重學問的經世應用，故被稱為開啟宋學之儒宗。而名可秀的中庸精神確立的儒家世界觀和方法論包含了“明體達用之學”，而在內涵的深度和廣度上又遠遠超越了它——只此一點，就可以確立名可秀儒宗的地位，何況還做到了“綱”、“化繁為簡”、“條理”這三件大事呢？
為什麼宋周兩國的禮部都頒定《中庸正義》為官學教本，並將《中庸》從《禮記》中提出來，單獨增加為經義考的科目呢？就是因為看到了這部《中庸正義》的真正價值和對儒學的重要意義。
故，名可秀儒宗的地位確立無疑。
不僅僅是南面大宋的儒宗，也是北面大周的儒宗。
有人質疑嗎？
當然有大儒質疑，質疑她詮釋的一些經義或創新提出的一些觀點。但是，你能建立起一個比她樹立的“中庸”更為清晰、更為完善的儒學的“綱”嗎？你能比她的“化繁為簡”更為簡嗎？你能比她的“條理”更為條理嗎？
——不能！
那就無人質疑，因為無人能夠質疑。
所以，與二程的儒宗地位多有北周學者質疑、張載的儒宗地位多有南宋學者質疑不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一旦確立，就無人可以質疑。
作者有話要說：寫完稷下論學十七章，就好像那種亢奮的狀態一下子枯竭了下去……這思緒也在空中飄蕩了好幾天，才又落定了~
這一章是昨晚上寫完的，某一般凌晨五點起床，看一遍修文——今天八點鐘有個重要聚會，在郊外比較遠的農莊，六點鐘就得出發，所以來不及修文了。本來昨晚上睡覺時還想到應該增加一段內容，於是，放到後面章節合適的地方吧。
☆、重定理學（上）
名可秀儒宗地位的確立；影響了很多人、很多事。
首先，對理學的影響很大。
“理學”是衛希顏提名；名可秀定義。最初是因鳳凰書院內各學派思想的百家爭鳴碰撞而萌生；建炎六年正式創名立為學派，當時名可秀對“理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