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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這些監督，有著這種用官風氣，有幾個官員敢胡來？至少明面上不敢胡來；對家中子弟的約束當然也緊，至少幹壞事別被人逮著。
地方州府的官員是否這麼規矩，范成大不敢肯定，但在京城，官員的子弟即使紈絝，那也是紈絝在吃喝玩樂、不求上進上，公然欺負百姓卻是不敢的。
這些原因，范成大當然不會仔細說給路西德聽，但主要的說明白了。
這也是陸游說的：“清明之世，禮法之治，守法良民何須畏懼官與士？”
安吉夫點頭道：“最重要的還是違法必糾，執法必嚴。報紙的立場獨立也必須保證，這樣才能確保輿論的公正，和監督的效力。”
“不錯。”范成大讚許地看了他一眼。
路西德沉思著沒有表態，真相究竟如何，要由事實來證明，他有很多時間來觀察這個國家。
一行人上了觀光車——“觀光”二字的由來也很有意思，據說是一位外地文士坐敞篷車遊覽帝京後，感慨說“觀覽國之盛德光輝”，於是因之得名——范成大和路西德同坐了一車，陸游、安吉夫帶一名隨從各坐了一輛車，其他隨從和護衛又坐了三輛車。
這些觀光車的車尾都漆著“順記車行”，顯然是一個車行的。
路西德在華宋州已有見識，知道這些馬車叫“出租載客車”，屬於有實力的車行。車行擁有馬車，將車租給車伕使用，車伕按照契約的規定，向車行繳納使用馬車的費用，載客賺得的餘利歸己，車行以此得利，車伕也得以謀生養家。
這些車伕必須有官府核發的御車證。因為“御”是這個帝國儒學規定的“六藝”之一，要專門學習才能掌握，所以要經考核發證。而且，無論公私馬車，都要在車尾掛車牌號——一面烙有文字和大食數字的長方形木牌。
“車牌號”是官府便於管理而設，如果出現駕車違法就能方便地按車牌號緝拿嫌疑駕車人。而且，有這個車牌號本身就是對御者和乘車者的一種約束。就像那些印有家徽的私家車就很少有縱車驚擾之事，因為會壞了本家名聲——路西德贊同這個說法，在哈里法，真正的貴族也是珍惜名聲的。
他在《遊記》中寫道：“……最先想出這個辦法的人是天才，給城市平民提供了賺錢養家的門路。要知道，學習御車的費用要遠遠低於購置一輛馬車的費用，計程車的出現，讓更多的平民不用買車就能從事公共載客行業。比起成為私人僱用的車伕，這種就業面顯然更廣。儒教認為治理國家要做到‘安居’和‘樂業’，這樣就太平了——計程車業就是一個‘樂業’的措施。但是，如何保證計程車伕不被車行剝奪去更多的利潤而使生計艱難，這是帝國要立法解決的問題。”
☆、伊本遊記（三）
從港口通往帝京的車道寬敞平整；因為水泥混凝土澆築的馬路呈灰白色，民間稱為“白馬路”。在路西德和安吉夫眼中；這條通往東城門的白馬路是他們所見的最寬闊的馬路，以他們乘坐的這種四輪馬車可以五車並行，而且這只是單向車道的容量——整條馬路是以中間的綠樹和花圃帶隔開了去車道和來車道。
路西德認為這是一種高明的道路管理方式；可以減少馬車的壅塞和事故發生，但是，建造這樣的道路花費也是可觀的——由此點也可證明；這個帝國的確是富裕的，至少中央財政要寬裕到可以灑出餘錢用於道路建造這種通常不會引起君主重視的方面。
路西德的這種理解是有些美好的誤解了——在大憲朝；工部屬下的橋樑道路司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受到重視，皇帝和宰執們都有了“道路通，貨殖通”的概念，即使其他方面的預算緊一緊，也要先保障道路修建。在路西德以後的地方遊歷中，他對帝國州縣之間的路路通觀感會進一步加深，這使他對帝國的地方財政也有了一個超出其實際的高估，總合起來，他對大宋帝國的財政總收入有了一個駭然的估計，在《遊記》中寫道：“宋帝國的財政收入蓋於全世界，其一年的財稅收入，或許是哈里法阿拔斯帝國十年的財政總稅收，甚或許還有不及。”
即使是這樣寬闊的馬路上，來往的車馬驢駝之多，也不會讓人生出路寬稀疏的感覺。當然及不上城裡的稠密，否則長杭府又要考慮道路的擴建了。
因為沿途觀光，馬車行駛得並不快，將去四十分鐘後才抵達東城門外。城樓十分高大宏偉，路西德很遠就望見了它，範說城牆高度是七丈二尺。路西德在巴格達的公共圖書館中閱讀過哈里法旅行者們的遊記，其中有寫到地中海最宏偉的城市——拜占庭帝國的都城君士坦丁堡的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