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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受到了衝擊，最終崩潰。這其中，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和衝擊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基督教認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家子、家女和家父同為上帝的選民，不應受到貶低。所以，基督教認為，在羅馬家庭中不具有個人財產權的家子家女能夠取得財產，因為尊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旨，由此來講，家子、家女在私法上擁有法律主體的地位是成立的。
“這真是不可思議！在整個訴訟過程中，我們從頭到尾沒有看到女方當事人出庭！”羅馬教徒廷的樞機主教以誇張的語氣揮舞著胳膊道，“法官在當事人完全缺席的情況下，對她的婚姻做出了判決——據說宋帝國已經廢除了奴隸制，可是在你們的婚姻法律上，還是奴隸制的羅馬帝國時代！”
拜占庭帝國和羅馬天主教國家的法學者都點頭或是鬨笑起來。
西方人向來不懂中國人的含蓄，說起批評的話來那是一點都不帶拐彎抹角的。
大宋的法學者便解釋“婚姻是結兩姓之好”，而兩姓的家長是父母，所以男女婚約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才是符合禮法的。
加圖·赫拉克勒斯援引《查士丁尼法典》的條款反駁：“如果沒有當事人的同意，婚姻不能成立”；“任何人不能被強迫締結婚姻”。
——在這個案件中，女方阿吳有事實婚姻三次，只有與吳千二的婚姻契約上，有阿吳的手指印，證明婚姻有效，後面兩次的婚姻契約中，沒有女方的指印或簽字，屬於無效婚姻，直接講，是買賣女方的交易，不是婚姻契約。
另一位拜占庭法學教授提西·普羅斯補充道：“如果大宋法庭以‘同姓不婚’判決阿吳與吳千二的婚姻無效，那麼阿吳從法律上講，還是未婚者。”
對於大宋法學者說的“婚姻是結兩姓之好”，提西·普羅斯又以《查士丁尼法典》對婚姻的定義反駁：“婚姻或夫妻關係是男女的結合，它包括不能分開的生活的親密交往”；“婚姻是配偶間的親密關係和自覺自願的共同生活關係，即互相的愛慕導致婚姻”。
為此，必須尊重婚姻雙方當事人的意志，如此才能使他們共同生活和諧。
所以，《查士丁尼法典》強調婚姻雙方當事人的意志對締結婚姻的重要性，甚至規定：為父者不法地禁止子女的嫁娶，那麼，子女有權透過行省執政官強迫為父者同意他們締結婚姻，並要給予女兒嫁資。
這與儒家的“父父子子”顯然是完全背離的，而拜占庭法對婚姻的定義顯然也與儒家認為婚姻是繁洐後代、繼承宗祧的觀念背離。
中西方的觀念在這裡產生了激烈的碰撞！
☆、中西衝突（二）
交流會成了吵架會；如果不是中間有翻譯的斷隔，估計這吵架的聲浪更高。
吵到後來，已經不是說案情本身了，而是上升到婚姻法律的合理性；立法的目的；法律的意義，根源是什麼，維護的是什麼？
兩邊的法學家吵了十天；阿吳案也一直沒判斷，當然不是等法學會吵出個結果，作為判案的法官；朱熹是審慎的。打從這個案子公審起；就不再是一樁普通的案子；宮裡、宮外，長杭、長安，有太多的目光關注，這樁案子帶給他的，是兇險，也是機遇。他對案件的判決，不僅僅是當前，也必會在以後引起無數次討論——如果不想成為被推翻的判決，他就必須審慎再審慎。
交流會被宋周學者們關注，偏向學術性的報紙每日都在報道交流會上的闡論和爭論。當然對市井百姓們來講，法律太高深，他們聽不懂，也不感興趣，還不如聽一聽、說一說新聞版，至少能知道發生了哪些鮮事。直到《西湖時報》這些面向大眾的報紙用全版的篇幅報道阿吳案的公審，中西學者的旁聽，案件的爭吵……，坊間才傳聞開來，成為市井的談資。像阿吳這種鄉下女子的婚姻，竟然能引起那些大學問先生們的討論，對小民來說是很不可思議的，他們也很想知道，這些先生們究竟在吵什麼。
吵什麼呢？
吵人權和父權，吵家庭婚姻和宗法婚姻，吵婚姻是共同生活還是繁衍後代。
用字攤兒讀報小官人解讀的市井話講，就是：“西方外國的先生說，成親是娃兩人的事，要娃同意，爹孃強迫是犯法的”；“爹孃強迫兒子娶不願意娶的媳婦，或強迫女兒嫁給不同意嫁的人，這個親事不作數；如果用違法的手段強迫，兒女可以告官”——聽報的市民百姓都目瞪口呆，這不是翻天了麼，還要不要講孝道啊？難怪那些大先生們要跟國外的先生吵架，這必須得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