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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位名列名花流八大高手之四的“寫意風流”絕不是平庸無能的拍馬逢迎之徒，卻當著丁起的面能將自家身段放低到如此！這人，能圓能方，和丁起倒有得一比！
名可秀抬眸一笑，淡淡道：“方才那番話，他心中早有定見，不過是借我之口說出罷了。”
“哦？”衛希顏微微揚眉，心忖宋之意隱下對策不談，莫非是不願在丁起這位宰相面前太過出位？
這宋之意，當顯時顯、當隱時隱，看來深諳官場進退之道！
假以時日，必是朝中能與丁起並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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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舉的舉試和進試各為三天，考試場面同以前的科舉相比，頗有些特異。
考場並非統一集中在貢院，而是因地制宜，分散進行。
如“直言極諫科”、“博通籍典科”、“商科”、“算科”等科目在貢院考試；而像農科、水利土建科、礦冶科這類技作性強的科目舉試是在貢院文考，進試則在京郊農田、將作監工坊、或礦冶署的浙東礦場等地進行實作考察。
除了考場不同外，新制舉在考試方式上也若干變革。
譬如直言極諫科，選拔的是未來的臺諫官員，首先必重德行，除了筆試經義、法令外，更增加了一項衛希顏所說的“情景”考試。
考生被吩咐聽宣號進入閣子拿考題，但閣子裡卻沒有考官，而是一名殺氣騰騰的京衛軍軍士，橫眉瞪目要考生解衣，說是“奉丁主司之命，搜檢有無挾帶”……
考生有何反應均會落入隱在閣子裡間的考官眼中——凡是應命解衣、或驚惶失措、或顯露怯相、或應對結巴的，一律淘汰，只有那些雖驚卻不慌、眼神正而不移的考生方得過關。
“心正則膽直、心不正則氣虛！”
副主考官御史中丞趙鼎對此舉極為讚許，對執考的幾位御史道：“我御史臺的臺官上諫皇帝、下督百官，必是心正氣直的君子方可得任！衛國師此法未必察得全面，然經此一試，氣虛不直者必被篩下。我等為朝廷臺諫選官，寧可漏選一人也不可濫任一人！”
“大人說得是！”眾御史齊齊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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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試在四月初一結束。兩日後，貢院放榜，共計一千九百餘考生透過舉試成為制科舉子，其中商籍舉子約有五百人，幾乎佔了榜單的四分之一。
舉試結果透過報紙很快傳遍各路州府，這對剛從“報戰”中醒過味來的儒林士仕無異於火上澆油，紛紛由“義利之辯”調轉筆頭回歸正題，反對開設“商科”、“算科”，允商人應詔等等……
“榜單既出，大局已定……反對又如何？哼！”
孫俊明冷笑一聲，隨手將報紙擲在地上，抬腳踏了出去，報紙主版下的“楊中立”（楊時）三字立時被烏皮靴底的塵灰掩去！
如孫俊明般，中舉的商籍考生們雖然每天都能在《西湖時報》上見到儒林名士們的尖銳抨擊，但均不太當回事——朝廷已公開放榜，難不成還能因為幾個大儒的反對就將他們五百名舉子涮下去不成？如此出爾反爾，朝廷的威信何在？皇帝陛下的尊嚴又何在？
就在商舉們篤定不亂時，這當兒卻發生了樁意外，讓儒林對商人的口誅筆伐有了活生生的明證。
不幾日，朝野間的輿論就成了一邊倒的傾向……
禮部侍郎周紫芝成了眾口所指，在朝堂上被胡安國、範衝等人指著罵得抬不起頭來；左右諫議大夫直斥禮部失職，要求大理寺介入嚴查糾辦，迫得周紫芝不得不遞表自責。
這樁事要從一位上榜的田姓舉子說起。這舉子名田文新，原是湖州一位絲綢商人，為應詔賣掉了自家絲綢鋪子赴京，憑著幾分文底和對商事復甦簿的熟稔，一舉得中，卻被戶部一名一賜樂業人小吏認出這位田舉子的長兄是廣州的某位海商。
朝廷制詔有令：凡涉營海貿或有親戚涉營海貿者不得應詔報考——但田文新卻隱瞞了其長兄為海商的事實！這是欺君大罪！
眾儒質問：禮部主事資審勘合，緣何會混入這田文新？
楊時的女婿陳淵直接點出：朝廷主官有受賂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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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口噴人！”
周紫芝憤而拍案，抖著報紙道：“少蘊兄，這是構陷！是汙衊……簡直胡言亂語、不知所謂！”
他氣得走來走去，突然又走到書案前坐下，提筆怒道：“我要向官家上表自陳！我周紫芝雖不敢和司馬溫公（司馬光）相比，然一向潔身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