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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後開堂。公堂上威嚴的法司大官展卷誦唸，百姓鬧懂了有個規則叫“迴避”。“……茲×推事與嫌犯有涉案關聯，按‘推事迴避’規制不參預本次堂審，另選推事××出審……”很多揪著眉的城裡鄉下百姓不由長吐了口氣，這個迴避回得好！
然而，這個迴避規則也並非萬無一失，總有幾隻漏網的魚兒鑽了出去，然也無傷大局。事實上，堂審的過程在多數州縣並不複雜——這些主犯在府城押入大牢之前就已簽押了罪狀，押回原地審判只是走個過場。按衛希顏的話來講，就是給雛鳥的法司官和新出爐的治平推事拿來練手、練膽的；同時，也用這樣的公審形式在士庶百姓中颳起陣風——走這個過場是必要的。
衛希顏給名可秀寫道：“……這些從州學選拔。出來的官府法司官和從民間選出來的地富士紳推事相比起來，推事們閱歷豐富更狡智，而嫩鳥的法司官卻代表著官府的威壓，這樣的審判團組合，達成了某種力量平衡。一方面，治平推事尚未練出膽子無視法司官的判決傾向；另一方面，法司官的青澀也讓他們還沒有官員的那種高高在上。這種局面，避免了獨裁的出現，對新生的推事陪審制顯然是有利的。
“當然，法司官的‘官威’會隨著做官的時日而漸長，然而，民間的推事也會在陪審中鍛煉出挑戰官威的膽量，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一種‘渴望’。況且，他們不是單獨的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後面還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中層力量在支援。一旦他們對官威有了抵禦力，可以想見，治平推事將在審判中越來越體現出他們真正的力量。”
寫到這裡，她十分愉快地落筆，“另外，由於審判的迴避制度，一些和嫌犯有親屬關係或牽連的治平推事不能參審，這造成一批備選推事的出現；一些縣因牽連的地富實在太多，造成備選推事出現了一些‘中富庶民’……相對於那些富裕的大地主大商家來講，他們是中等的有錢人，我將之定義為‘中產階級’……這樣的中產階級，在富裕的城市，諸如成都、綿州、杭都、江寧、蘇揚、廣州……有很多……這是一股被士大夫忽視卻不應被忽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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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雷聲轟轟不止，到月底時，西川路的“公審風暴”從官員階層刮到了胥吏群體。
衛希顏對胥吏群體的治罪提出了一個寬貸政策：凡具出本職司可用的辦事規程、貪腐舞弊的要點，並提出防範措施的，量刑時可酌情減一等半等。這個政策已有先例，最初是用在徽州的胥吏斷刑上，之後又適用於兩淮路。
這個法外施恩的政策是由名可秀定出，恰是針對地方處政的胥吏欺官之弊。
大宋州縣的具體政務通常把持在吏員手中，這同公文制度有關。州縣與上級的往來，上級對州縣的監督，主要透過公文進行，而公文的擬製和收發處理都在吏員。並且，處政不可離的錢糧檔案，也為吏員把持。例如，有些州縣的官方錢糧冊僅僅登記了戶名，根本不能作為徵收的依據，而實際徵收稅賦所需的戶貫情況，是記錄在吏員的秘冊中，這種秘冊不屬於公文，連州縣長官都看不到。以致地方處政時，常常吏大欺官。
為何會如此？因按大宋體制，官員必須易地任職，人生地不熟，加上朝廷取官曆來重文采、不習民事，所以政務必須依賴於吏。又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吏員祖輩居於本土，熟悉當地情形，且耳目靈通，關係熟絡，又老於世故，州縣長官想不依靠都不行。一方面，要信賴吏員的經驗處政，同時，卻又要防範吏員的貪贓舞弊。
但吏員貪贓之花樣百出，非精明者能體察。如借報銷索賄、借司法勒索當事人、徵稅中掉包、稅票重號（編號重複，重複的號碼就可私吞）、大頭小票（存根票據和發出票據數字不一）、催比中的賄賂……並且，奸吏為了貪贓方便，往往形成一個運作網，牢不可破。以縣衙為例，操持公文的書吏不僅包辦行政事項，通常還與縣城的各糧行、保歇（保人兼客貨棧主）勾結，用他們作中介，甚至讓自己的父兄家人當保歇開店鋪——所有要到衙門打官司、交賦稅、辦理事務的百姓，一般都要透過這些保歇。透過他們的就一路通行，不透過他們的就處處刁難。
這樣的貪贓運作，必得地方長官洞若燭火，方能控制得住，但徒具文采卻不習民事的長官又有幾個能駕馭？清廉的官員唯得獨善其身，卻無力整治這樣的地方腐吏之害；而更多的官員本身就不正，這下一拍即合，官吏齊齊腐敗，這地方衙門焉有不黑的？
名可秀道：“大宋官場的腐敗，一是官員的腐敗，二是胥吏的腐敗；澄清吏治，首要 “清”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