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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官一愕，就在尋思之際，衛希顏已打馬而去。
趙開看了一眼李光、胡松年，暗想：“為政之本當為民”，國師是否暗指若南北利益對立而損西川時，西川處政當以西川之民為慮？想到這，他目光不由微微閃爍。
作者有話要說：注：
張元、吳昊是二人投夏後改的名，原為何名，已無可考了。
小衛同學終於要回去了……
206
206、別頭之罷 。。。
又是一年中秋，京城臨安分外熱鬧。今年的中秋又與往年不同，市井的熱鬧中又添了不少書香墨氣，蓋因南朝的首度進士科秋闈即放試於今日。
建炎立朝以來，已先後開了武舉和制舉，但被讀書人視為科舉首重的進士科卻是今歲方開。按制，進士科分州試（解試）、省試（禮部試）、殿試三級，州試即在八月十五開試，俗稱“秋闈”。因而今年的中秋，京屬諸縣的應舉士人均集於錢塘門外的本州貢院應試，州學和太學生在禮部貢院赴解試，宰執、侍從、在朝文武官員的子侄也一應安排在禮部貢院應試，而不是往常的國子監。
這一應試地點的變化絕不是一樁小事，它意味著朝廷取締了自仁宗朝以來的科舉“別頭試”。
所謂“別頭試”，是指對官員子弟及親屬單獨進行考試——在地方由轉運司對地方官員的親屬、門客等單獨進行解試，在京城則由國子監對中央各級官員子弟進行的解試，其初衷是防範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在科場營私舞弊，因此，公開給予官員子弟一定的應舉特權。
然而，實際上，“別頭試”卻逐漸演變成為朝廷對官員親屬的照顧和恩惠，繼而演變為科舉一大弊。
其肇端在於“別頭試”的錄取比例遠遠高於普通舉子參加的解試，普通士子為百中取一，而“別頭試”初時為百中取三十，至後雖有減抑，也是七人取一人，為普通士子中舉率的十五倍。正因錄取名額多，所以鑽營者眾。
以往，每逢秋闈之前，有權有錢者便暗中運作，有錢的行賄，有“關係”的四處託人，偽造戶籍、假冒親屬關係或門客，使不符合條件的舉子具備官定“別頭試”的資格，這種現象在仁宗朝後相當普遍。
更有甚者，很多官員從“別頭試”中收受豐厚賄賂。按朝廷慣例，地方官任職須“避親避籍”——不能在籍貫所在地或有親屬的地方任職——因此他們在當地並無多少親戚，卻擁有“別頭試”推薦親屬、門客的特權，對多數官員而言，自然不會放棄朝廷賦予的權利，於是便將“別頭試”的資格賣給有錢人。
還有不少官員明目張膽的公然作弊，引起了當地普通舉子的強烈不滿。譬如趙佶大觀年間，衡州就有六十三名舉子頂偽籍赴“別頭試”，被相識的舉子揭發，科考場屋喧鬧揪打，舉子群情激憤，險些出了人命，將這事一直鬧到禮部，方平息了下去。
宋之意在《論科舉革弊之罷別頭試奏議》中道：“科考之弊，莫甚於別頭試……一則，舉子為赴別頭試，或行賄，或請託，改換鄉貫，詭冒宗支，不計手段……舉子皆無心學問，挖空心思鑽營人事，疏通關節，以‘別頭試’為入
206、別頭之罷 。。。
仕之終南捷徑……壞學子心術，敗士子之風，莫此為甚。且此輩入仕為官，必為官場蠹蟲，致使吏治腐敗……二則，官員以此受賄，不僅腐化官風，且敗壞國朝科考取士之公正，為害猶甚。”
禮部侍郎這份上疏在朝中立時引起了爭議。有支援的——如朱敦儒、胡安國這類清望官員，也有激烈反對的。因罷“別頭試”即意味著官員的親屬、門客失去了便捷的科舉入仕之途，自然引來如潮的反對之聲，說：朝廷開“別頭試”是優厚士大夫之舉，罷了此試即寒了士大夫之心，不利於朝廷穩定。
宋之意當廷駁道：國朝待士大夫之優厚前所未有，僅官員的俸祿和給養貼補就遠高於唐朝盛世；且朝廷已廣開制舉，官員子弟不能中進士尚可應制舉，仕途並不因罷別頭試而狹。
反對的官員因關涉切身利益，自不會因禮部侍郎的駁斥而後退，雙方滔滔之辯聽得趙構頭痛。從心底來說，心懷收復“故土”之志的皇帝自然是贊同革除舊弊，但反對官員之多也讓年輕的皇帝心懷凜然，尤其不少地方官憤言“別頭試不可廢”，這讓皇帝不得不顧忌著他的決斷。
然而，和金殿上的這位年輕至尊相比，此事的幕後發起者顯然更具備權謀上的大膽和政治魄力，對於以時論推動朝堂的手段名可秀更是已玩得嫻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