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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官員來講，要修德，要懂民事；從吏員來講，要提高他們的薪俸和地位。治吏當如治河，堵不如疏，這兩策便是疏導之法。吏員的待遇和地位提高了，才能吸引更多的讀書人加入，提高吏員群體的素質，使良吏充於衙門。上有德官，下有良吏，地方治政何得不清明？”
不待面有猶疑的三人開口，衛希顏先就堵了他們想說的話，“這事若提上朝廷，必有大臣道：將士大夫與胥吏混為一談，亂了清濁之分。”
三人表情慼慼然。
衛希顏起身負手一笑，“這些大臣‘以士大夫與胥吏同處官階而恥’，然怎不為與貪贓官員同伍而恥？有士大夫道胥吏名聲敗壞，恥與為伍，然我等大宋官員在民間又有幾個有好官聲的？在黎庶眼裡，上有壞官下有壞吏。所謂貪官汙吏，這官的‘名聲’可是在吏的上頭。”
她微微向前傾身，帶了些居高臨下的氣勢，“汝等以為如何？”
趙開三人低低議了幾句。趙開考慮的是將在路級諸司引起的反對壓力，而李光掂掇的是“清濁”之分，至於胡松年的想法就有些複雜了。他幼時父喪家貧，由母親機織供讀書，在里巷間長大，深悉民間生活之苦，因此對提高吏員薪俸是贊同的，但對吏員入士大夫階層也頗犯躊躇。
衛希顏坐回公案後，聽著下面三位布政使說著清濁之分不可亂，笑了插了一句：“三位可記得張元、吳昊投夏之事？”
這是大宋仁宗時期的一段恥事，雖然朝廷禁止宣揚，但多數士大夫卻是知曉的，座上這三位地方大員便在其中。
張元、吳昊是仁宗時陝西華州的兩名書生，皆負才華，但參加幾次科舉卻始終不第，眼看歲月空去，身懷抱負卻無法施展，自是滿懷鬱悶。當時，正值李元昊建國，大宋西北警報迭傳，張、吳二人到邊境遊歷後頓生報國熱忱，據說張元有詩道：“七星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退玉龍三百萬，斷鱗殘甲滿天飛。”霸氣豪情可見一端。
遺憾的是，現實與理想衝撞，二人科舉不第，自是空有一腔熱血，一首“踏破賀蘭石，掃除西海塵。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窮鱗”的《述懷》詩表達了兩人懷才不遇的心情。後來，他們終於想到了一種不需要透過科舉也能報效國家的方式，那就是投軍。
於是，兩人結伴來到西北軍駐地，想毛遂自薦，卻又擔心不被接見，想了個妙法。在大石上刻下自已的述志詩，僱了幾個壯漢拉著石頭朝軍營走，兩人跟在後面嚎哭。這辦法果然引起了邊帥的注意，在大營中接見了兩人。但邊帥不識才，說話的態度不怎麼中聽，對任用他們也表現得很猶豫。
張元和吳昊皆為心氣高傲之輩，頓覺受了侮辱，出帳後憤懣難平，一氣之下直接投了李元昊，為他獻謀獻策。張、吳二人素有科舉不考的奇謀詭才，又是陝西本地人，多次遊歷西北，對宋境地理很熟悉，李元昊在二人的幫助下，大敗宋軍，把大宋朝折騰得夠嗆。
經此教訓，北宋的西北“邊帥始待士”，不敢輕視讀書人。而也因此事件後，大宋朝廷對讀書人更加禮遇優厚，仁宗下詔，廢除殿試的黜落制，不第者也可保有“貢士”的功名。防的就是如張元這種透過州試、省試卻因殿試不中而被黜落全部功名的讀書人生事。也正因有這個“前科”教訓，是以衛希顏處置商儒貢士鬥毆一案時，說出“剝去功名”時立時被朝臣湧出反駁，雖然所謂“剝奪功名”的只是為給商儒貢士施加壓力的說說而已，卻仍然讓衛希顏承受了不小的壓力——若當真要剝奪幾百名貢士的功名，最後在朝中定難透過。
話說回來，雖然朝廷因張吳事件的教訓而更加優待讀書人，但科舉取士畢竟是少數，十幾萬人的科考大軍落第的還是多數，這些不第卻不能說無才的讀書人仍然是朝廷無法宣諸於口的隱患。仁宗朝一位宰相曾私下嘆道：“讀書人生事，三年不成，五年、十年，亦成患矣！”
“地方處政之要，不在官，而在吏。官員無定任，而吏能常任，是以地方有良吏，百姓當得其利。”衛希顏道，“科舉取士終究是少數，能否及第亦多少帶有時幸，並非評判能力之準繩，不第的讀書人中，多有才學之士，如此空置，實為遺憾，亦成生事之患。若充以吏員之任，則既能保障吏員有良品之人在其位，亦為天下讀書人闢了另一條通官之道。”
她目光看向李光、胡松年二人，道：“拓寬吏升官之制，看似是混了士大夫與胥吏之分，然真正受益的終竟會是讀書人——能從吏員中被選拔出來的良者，應是那些不第的讀書人吧？”
李光、胡松年聽到這，不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