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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其中更有鑽營奔走、行賄買等的，其舞弊事難以道盡……不獨如此，因利益而結黨營私，互相遮掩打招呼的，亦不在少數。”
李綱在章折中也尖銳指出：“朝廷考課多行姑息之政，當罪不罪，當謫不謫……”州縣只要不捅出朝廷盡知的大簍子，守令一般都能順順當當的按序升遷他任。“……由是，持僥倖之心虛報政績者愈眾。”
縱覽李綱的章折，貫穿兩大原則：一是申嚴，即從嚴考課；二是監察，即地方除轉運司考評外，另以路級三司（提刑司、常平司、安撫司）和當地武安軍提側評，以備吏部參考；又以御史臺在各路的監察御史為督核，數管齊下，並提考課案，歸總吏部磨勘。
下朝班後，丁起揣著這份章折去了楓閣。作為政事堂的宰相，他有自已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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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閣內，名可秀正在聽今科知貢舉的禮部侍郎稟報進士科春闈之事。
“……今科共取了五百四十七名貢士，兩浙籍、江西籍、荊湖路舉子上榜人數居前三；另外，福建籍的舉子有五十七人入榜，為歷年之最。”
名可秀一笑，道：“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三位程門儒者相繼在福建設館授學，往之求學者眾，受此影響，福建路的書院之風較往時為盛。”她說著想起希顏說的名人效應，隨口笑道：“此即名士效應。”
宋之意不欲誇大楊時、羅從彥和李侗師生三人在士林的影響力，道：“雖說有楊龜山等人的帶動，但更與朝廷的南遷大有干係。譬如市舶司所在的泉州，受海貿影響歷來仕風不振，今科竟亦有五人上貢榜，當是朝廷定都杭州後，鄰近京師之地的影響。”
名可秀說這話卻不是為了誇楊時三人，她道：“朝廷每年有勸農制，禮部亦可興勸學制。”
宋之意神情一怔，“地方州縣寫勸學篇？”心忖州縣長官躬耕田地的勸農儀式早已荒廢，而守令書勸農篇也多為應制文章，走過場罷了，這勸學篇又能起甚麼用？
名可秀道：“這勸學是勸士商興學、辦學。朝廷雖在州縣設有州學、縣學，但官學畢竟是少數，有名額限制，育才不能遍惠地方，必以私學為補。地方上致仕官員多，其中不乏有才學者，亦有因種種緣由未中進士的文人，這些都是興學的師資；且地方豪富者不缺錢，卻缺了名望和地位。朝廷可出鼓勵興辦書院的詔令，凡富者出錢辦學的可免部分商稅，同時州府贈匾額嘉獎其德行，以此鼓興私學。”
宋之意忖思一陣，道：“此法確是好！不過，亦有樁為難處。商賈圖利，辦學恐良莠不齊，或學費高，或教學低劣，反壞了私學的風氣。”
名可秀笑道：“這確是一弊，是以禮部必須立《興辦私學法》，一則規定書院山長必須是士籍，出資者不得兼任私學職事；二則，商人辦學必須在官府籤立辦學條約，條約要約定辦學的啟動銀錢為多少，今後每年投入的辦學錢額為多少，除非官府宣告書院停辦，否則商人不得中途停資——此約可避免山長為書院的經費而受制於商富。
“另外，要規定辦學的前三年，出資的商富不得從書院獲利，學生束脩盡歸於書院；至第四年，若無虧蝕，方可逐年返利給出資者——首年不得超過出資的三成，次年不得超過五成……你們核算後確立細節，原則是不影響書院的發展。”
宋之意心頭略一計算後，笑道：“如此，商人興學不僅無利，反而可能是填錢進去。”
名可秀面色冷然，說道：“辦學自然要有利可圖，不然如何吸引得來商賈之輩？但這利絕非銀錢之利。因錢而辦學者，寧缺不可取之！”能有錢辦學的豪富之商，圖的也不是收那學費之利。
宋之意微笑點頭，宗主的意思是找那有錢辦學的，而不是為錢辦學的。
名可秀沉吟道：“僅僅是這樣，還不足以鼓勵私學興盛。太宗至仁宗年間，朝廷曾對有聲望的書院賜書、賜匾額、賜學田，並召見德望山長、封官嘉獎，使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睢陽書院、太室書院聲聞於天、風化於下，私學因之大興。”
禮部侍郎也清楚這段書院興盛史。其後，因書院盛於官學，朝廷自慶曆四年起，先後大興官學，頒佈詔令，如：規定應試科舉者須在官學讀滿三百日；神宗時實施太學三舍法，以官學的考試升舍取代科舉應試。這些詔令無疑將士子推進官學就讀，對民間書院是一個沉重打擊。
在當時官府眼中，各地應有州縣學，卻不一定要有書院，因而索性將書院改為州學。
譬如，學佑三年（1036年），衡州官府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