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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留學生奔赴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故鄉；以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為代表的投向“赤光一線”的赤都；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青年赴日留學……這一代留學生的優秀分子，大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中國革命的領導者。
第三代留學生，以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和華羅庚、茅以升、李四光等為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他們看到：一個愚昧、落後的祖國無力在世界爭強。新中國誕生後，這些在國外已負盛名、生活優裕的科學家，衝破重重阻攔，義無反顧回到祖國，為中華科技、教育、文化的騰飛盡了最大的力量，成為領導新中國科技、教育事業的中堅。
第四代留學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聲中奔向蘇聯、東歐，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本領，原子彈、氫彈爆炸，火箭、衛星上天，核潛艇下水，無不凝聚著他們的汗水，我國獨立的鋼鐵、石油、機械、紡織，汽車和化工工業的發展，無不以他們為骨幹。中國的現代經濟，與第四代留學生的卓著貢獻相連。
舊金山機場到了。工作組就要面對第五代留學生了，杜廈懷著興奮的心情走下舷梯。
在美的印象印象之一：耿耿報國情國內某些輿論認為：公費生身受國祿，可望歸國；自費生有相當的自由度，不會回來啦！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哈佛大學，杜廈見到一位才貌出眾的中國女性——陳榮君。她的父親原是哈佛大學醫學博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毅然回到祖國。“文革”中，他被關進了“牛棚”。為此，直到一九七九年，榮君還不能跨進國內的高等學府，不得已飛越太平洋，自費到美國求學。臨行前，臥於病榻之上的父親把她招到床前說：“學成之後，一定要回來，為祖國服務……”三十歲的榮君一直未婚。她在美國攻讀管理秘書學位——半工半讀。在杜廈面前，她流著淚說：“我是一定要回國的，我一定回去，一定！”可能，像陳榮君這樣學業完成後決定立即回國的自費生目前尚少，申請到“綠卡”（永遠居留權）的也許會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留居美國。但一位著名華裔學者說：在美國矽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師是華人，三分之二的主任工程師是華人。他們大都是留居美國的臺灣留學生。這種現象帶來的是：臺灣有了世界先進的電子工業。
現代科學已經沒有國界！
在杜廈接觸的三十位已經畢業或即將畢業的自費生中，已有十位決定來津試工，有的已經成行。
印象之二：為伊消得人憔悴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面孔，架一副眼鏡——杜廈的摯友、在密西根大學進修的朱嘉明與杜廈不期而遇。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嘉明親自做飯招待。席間，杜廈得知這是朱嘉明到美國後第一次買菜做飯。為了節省時間用於學習，他幾乎每天都是啃麵包。因他是訪問學者，該校每月為他提供八百美元，他幾乎全用在自費進修英語和買書上。杜廈留心到，他出國時帶的那雙皮涼鞋，仍然穿在腳上；一問，果然並未買新鞋。“幹嘛這麼苦自己呀？”“中國留學生差不多都這樣。”朱嘉明淡然說，“公費生國家一般每月提供數百美元的生活費。同國內比，錢是不少。但在美國求學，住宿費每月至少得二百美元；倘想精通英文，聘請個美國教師，一小時課程就得二十幾美元；與我國不同，美國大學實行淘汰制，學校裡沒有鐵飯碗。一個學期之中，教師要求學生閱讀的參考書往往多達上百種，而一本書至少得十幾美元。為了多學一點，再多學一點，只好艱苦些。”
印象之三：雙重人才效應在馬里蘭大學，杜廈見到江姐的兒子彭雲。彭雲與妻子易小冶熱情招待了杜廈。易小冶原是北京某刊物的編輯，她一方面全力支援彭雲的學業，一方面已在成人補習學校畢業，又開始攻讀馬里蘭大學的正式課程，學的是她在國內的本行：資訊傳播學。彭雲告訴杜廈：學業完成後，立即回國。
國內一種輿論認為：博士後（取得博士學位後再進行十八個月科研的制度）政策使留學生拖期不歸，彭雲正在做博士後。
國內還有一種輿論：留學生還要帶老婆，說是什麼“伴讀”，這還能回來！？
易小冶便是“伴讀”者。
對做博士後問題，美國移民法規定：外國留學生畢業後可以繼續留在美國做十八個月的博士後研究工作，不必經過派出國同意。這種研究可使博士生增強獨立工作能力，拓寬知識，以便回國後適應國際高度競爭的局面。這使留學生獲得知識與能力雙重效應。
工作組同近五百名留學生進行了交談。明確表示取得學位後立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