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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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南的一家醫院,那一路上的劇痛讓我幾乎要昏過去。同事去找醫生的時候,我被放在搶救室門口的地上—凳子上都坐著人。一個穿著滿身油汙工作服的年輕人,舉著血淋淋的手躺在醫院走廊的地上,現在回想起這一幕多少還是有點兒心酸。
進了急救室之後,醫生開始清創,最可怕的時刻到來了。所謂清創,就是清理傷口,讓大夫看清楚受傷程度。那時我兩根手指的指甲蓋已經完全翻開了,傷口處血肉模糊。大夫乾的第一件事兒就是用鉗子夾著翻開的指甲,把我兩個指甲連皮帶肉,連根拔了出來。我當時差點兒直接昏厥過去,至今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不給我打麻藥。我記得大夫好像對我說了一句:“有點兒疼,忍著點兒。”我很想問:把你的指甲連根拔出來而且不打麻藥只是“有點兒疼”?
接下來,大夫扯了一大團醫用棉花蘸滿了酒精擦洗我的傷口。我的手指那時已經完全沒有面板了,再碰上酒精,再加上大夫反覆使勁地擦,我又差點兒昏死過去。兩個同事拼命按住我的肩膀,那種疼痛足以銘記終生。我的汗如黃豆般往下滴,真是咬碎了鋼牙。在那一刻,我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人—江姐!竹籤釘進她手指的感覺,我已經有了差不多的體驗。打那以後,江姐成了我最敬佩的革命英雄人物。等到一切結束,我從搶救臺上坐起來的時候,看到身邊那個托盤—足足一盤血!
廠裡當時要通知家屬,這是我們廠第一起工傷事故。陪我到醫院的是我的組長,他問我:“你爸呢?”
“出差去了。”
他又問:“你媽呢?”
“也出差了。”
再問:“你有個哥吧?”
“當兵去了!”
司機小李問:“你不是有物件嗎?”
我說:“對了,通知她吧!”
那會兒已經是夏天了,很熱。當時她在鼓樓上班,據說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當時就傻了。她騎了一個多小時腳踏車趕到了我們廠裡。為什麼不是趕到醫院呢?因為大夫包紮完傷口之後就讓我回家休養了。我的組長問我:“送你回家?”我想了一想說:“回廠吧,我腳踏車還在廠裡。”他們就真把我送回廠裡了。
後來我就跟我女朋友兩人騎著腳踏車回家了,當然我的姿勢是一手扶車把,一手舉著—如果不舉著,血往下流的時候會更疼。當天晚上是最難熬的一晚,止痛片吃了一大把,根本沒用。我跟我女朋友乾脆上街看電影。我記得我們在大光明電影院,連續看了兩場電影,什麼內容完全記不得,一句臺詞也沒聽進去,只有疼痛。回家後,那一夜無眠,因為我不能舉著胳膊睡覺,而手一放下來疼痛就會加劇。
過了兩天,我媽出差回來,見了我這副模樣,難過得死去活來。我還要裝出很淡定的樣子安慰她:“還好,沒有殘廢嘛。”
我在家養傷期間,同事們紛紛前來慰問,送的東西是那個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慰問品—水果罐頭。還有幾個關係要好的同事為了陪我解悶,教會了我打麻將—這是我工傷期間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收穫。
2、離開印廠
我受了工傷之後,廠裡開始安全生產大整頓,本來就不怎麼喜歡我的廠領導似乎更加討厭我了。廠長其實還好,討厭我的主要是那個車間主任,我至今不知道他為什麼討厭我,大概有點兒“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意思吧。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廠領導總覺得我是廠裡的害群之馬,會煽動起其他工人對工廠管理制度的不滿。如果真是這樣,我覺得他們對我的厭惡還是比較有道理的,起碼後來事實證明我還是有這方面的能力的。
大約兩個月後,我的傷養好了,回廠上班了。同事們並沒有因此歧視我,但是我和車間主任之間的彼此厭惡卻不見好轉。到了春節加班發加班工資的時候,我發現我被車間主任莫名其妙地扣了五十塊錢。這讓我對他的不滿徹底爆發了,那可是我一個月六分之一的工資啊!在春節加班期間的一個晚上,我就跟同樣對車間主任有一肚子不滿的小錢去找他算賬。小錢當時是廠裡的電工(現在在江蘇電視臺總編室工作),小錢的電工業務不怎麼樣,但跟我關係很好,偏偏車間主任也是電工出身,所以很看不起,也看不慣他。
當晚我和小錢醞釀了一下情緒,一起找車間主任發難,說了沒幾句就吵起來了,我抓起報紙就抽在了車間主任的臉上,剛要打起來,就被人拉開了。聞訊而來的廠長氣急敗壞地指著我和小錢的鼻子大罵:“你們造反啊?我開除你們!”對於廠方的態度我是完全有心理準備的。我大義凜然地指著廠長的鼻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