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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廠裡有個小福利，每週印完報紙之後，廠裡會給每個工人分幾沓報紙，具體數字我已經記不清了，好像能賣個十來塊錢。這對於當時我們這些印刷工也算不錯了，畢竟每個月工資才三百多塊錢。拿到這點福利報紙後，大多數職工都不好意思拿出去賣，一般都是在家門口的小店換點兒菸酒之類的，而我這樣的進步青年是把廠裡發的報紙兌給我家門口的報攤，換其他報紙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和我排在一起值夜班的小鄭。

每次印完報紙後都要打掃車間，這活兒一般沒人想幹，大家都恨不得趕緊換衣服走人，所以一般都要排班打掃衛生。只有小鄭每次都自告奮勇，說：“你們走吧，我來。”他這樣高風亮節，讓我們感動了很久。

然而，過了很久我們才知道，他搶著打掃車間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能偷偷從車間裡多拿點兒報紙出去。多拿點兒也就算了，他還不像其他人那樣一次性兌給小店或者報攤，他竟然自己拿著到街上零售，為的就是多掙幾個錢，結果有一次在街上恰好被廠長撞到了，廠長當場質問他怎麼有那麼多報紙。雖然這事兒後來不了了之，但小鄭的“高風亮節”也成了廠裡大家茶餘飯後的笑料。

現在回想起來，那會兒大家笑話小鄭其實不太厚道，他那樣做雖然不對，但不就是為了稍微多賺點兒錢嘛。那會兒大家的工資就三百多，過得都不容易。而且聽說小鄭家裡也比較困難，那時候廠裡的工人一般抽三四塊錢一包的香菸，他只抽一塊多的最便宜的那種，平時還經常蹭別人的煙抽。我挺樂意他蹭我的煙抽，因為他很願意幫我跑前跑後，某種程度上，可以讓我值班的日子不那麼痛苦。

在那時我們宿舍裡連電水壺都沒有，只能在煤氣灶上燒水，水龍頭在一樓，煤氣灶在二樓，我們用來燒水的是一個特大號的也不知道是誰丟在宿舍裡的飯盒。我值夜班的時候要喝開水，每次都是小鄭到樓下打一飯盒水，放到爐子上燒開之後，用棉紗包著滾燙的飯盒把水灌到水瓶裡，再下樓打一盒水上來，再燒。要灌滿一水瓶，他要樓上樓下跑八九趟。類似這樣的事，由於蹭我煙抽的緣故，都是小鄭包攬了。

後來我越來越不想值夜班了。因為連上印報紙的兩個晚上，再值一個夜班，等於一個星期有三個晚上在廠裡不能回家睡覺，太痛苦了。有一次一個同事悄悄跟我說：“你要是不想值班，就給小鄭一包黃紅梅，你讓他一個人值班，他保證幹。”一開始我有點兒不太好意思開口，沒想到後來小鄭主動跟我說：“你回去吧，我一個人值班沒事兒。”我有點兒猶豫，怕被廠長知道。他又說：“只要你明天早上八點鐘之前，趕在所有工人之前到廠裡就沒事兒。”我一聽，喜出望外，趕緊跑下樓買了一包黃紅梅，遞給他連聲說“你辛苦、你辛苦”，他就在連聲說“不客氣、不客氣”的時候把煙揣兜裡了。

一九九二年春節值班又輪到我和小鄭。大過年的總不好意思再留他一個人值班了，而且也捨不得過節的加班費。我到廠門口的小店買了瓶分金亭特釀（當時江蘇的一種價廉物美的白酒）、兩包多味豆、一包好煙，拎到宿舍裡去。小鄭依然勤快地灌滿了一瓶開水，把一個髒得要命的小桌子清理出來。我把兩包豆子攤在紙上，弄來了兩個杯子，我們就一邊喝酒，一邊吃豆子聊天。樓下小店裡有臺黑白電視機，當時在重播春節聯歡晚會，聲音放得特別大。我聽到電視裡的主持人興奮得不行了，說：“我們向此時此刻仍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的同志們拜年！”我一聽樂了，跟小鄭說：“聽，說我們呢。”

這就是勞動人民。

我在印廠的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穫是讓我深刻感受到了階級意識，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這個社會我屬於哪個階層。

1、最累的活兒

當印刷工乾的自然是體力活兒，而廠裡最重的體力活兒不是印報紙，是卸紙。

每個月廠裡都要進新聞紙，一大筒一大筒那種，我非常熟悉，小時候在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生活時經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輛平板大卡車開到車間門口，上面整齊地堆著一筒一筒的新聞紙，車屁股對著車間大門。每筒新聞紙都有大幾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紙筒從車上卸下來，再推到庫房裡去。

當時我們用的有三種新聞紙，最差的是江西紙，印報的時候特別容易斷，一斷就要停機重新穿紙，然後重新開機，非常麻煩，我們最恨用它；比江西紙好一點兒的是福建南平紙；最好的是進口紙，紙質好，幾乎不用擔心斷紙的問題。每次印報的時候廠長都讓我們三種紙搭配著用，進口紙用得最少，印出來的都送到機關，江西紙印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