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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第2/4頁)

吸引很多人去追尋真相，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疆還有“尋找彭加木”的科考活動，只不過後來那些活動更多的只具有象徵意義了。一路上，我們一沒事兒就逗老餘，問他是怎麼把彭加木給弄丟的，老餘每次都特別氣憤地說：“我說過一百遍了，我是給彭加木開過車，但彭加木丟的那次不是我開的車，他的失蹤跟我沒關係！”

在新疆給我們開車的這兩個司機是迄今為止我見過的最牛的司機，不僅車開得好，還會修車，而且作為科學院的司機，經常給各種科考隊開車，他們也具備了野外科考的各種能力。比如，晚上需要在哪裡宿營，露營地有沒有可能發生雪崩，會不會發生泥石流，車怎麼停才安全，一路上哪些野生菌類是可以食用的，什麼樣的雲出現了就會變天等，都已經成為他們的本能意識和常識。對他們來說，除了發動機壞了沒辦法修，路途中發生什麼問題他們都能搞定。而且一路上聽他們講各種見聞，對我來說也是很開眼界的事情，因為那些事情我們可能一輩子都無法經歷。但即便如此，去喀納斯湖的那一路，兩個司機還是經常要一前一後停下來商量該怎麼走，因為我們一路上要翻越不知道多少個山頭，道路之艱險無以言表，經常開著開著就沒有路了。他們之間的對話有時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比如，他們中一個會說：“你去年不是來過嗎？”另一個回答：“我去年來的時候這個地方不是這樣的。”一路上，我們經常需要停下來一起搬石頭，填好路才能繼續往前走。開不了一會兒，又停下來，把橫在路上的樹搬開。兩個司機還要經常商議怎樣安全經過那些大坑，想想接下來該怎麼走。

在新疆的三個月經歷了很多次驚險的山路，喀納斯之行是第一次。在海拔幾千米高的阿爾泰山脈上，在極其狹窄和崎嶇的道路上，我們常常是手緊緊拉著車頂的把手，屁股懸空，一車的人看著窗外繚繞著的觸手可及的白雲，身上一陣陣冒冷汗—這要是掉下去了，可連根骨頭都撿不回來。

在那樣危險的路上，還經常會和迎面而來的卡車會車。眼睜睜看見白雲深處緩緩冒出來一輛車，雙方就對峙在了海拔幾千米高的狹窄山路上。每每遇到這種情況，兩位司機都表現得異常淡定。雙方司機下車，走到一塊兒點起一支菸，商量怎麼透過。解決的辦法通常是，一方想起剛剛路過的後面不遠的地方有個凹進去的稍微開闊一些的地方，於是就近的一方倒車，慢慢倒到那裡避讓。這種時候司機們從不吵架—在那種路上吵架等於找死。商量好之後，一方慢慢地像蝸牛一樣往後倒，另一方慢慢地往前開，等到了說好的地方，兩車一寸一寸地交會，慢慢錯開—我經常感覺到我們車的輪胎已經有一半到了懸崖外面，但每次總是安全透過。之後一身冷汗。在那樣危險的山路上，只要哪一次有哪怕幾厘米的差池定然就是萬劫不復的慘劇，經歷過無數次這樣翻山越嶺和這樣驚心動魄的會車後，我對兩位司機的景仰真不止亞滔滔江水，綿綿不絕。

那天，我們早上九點出的門，已經翻過好幾座山頭了，我總是問劉師傅：“還有多久到？”他總是回覆我：“不知道。”後來老劉告訴我，他基本上每年都走一趟喀納斯，但幾乎年年都有泥石流之類的情況，路況根本無法預計，所以也就無法估計時間了。

不醉不歸。

頂著早上的日頭出發，到八九點鐘天快黑的時候（新疆和內地有時差），我們終於到了喀納斯接待站。當時喀納斯還沒有什麼遊客，當地也沒有什麼旅遊服務設施，接待站的工作基本上是接待各級領導和像我們這樣的攝製組以及科考隊。當時到喀納斯拍紀錄片的多數是外國人，日本人居多。我們這個攝製組是國家文化部下面一個公司的專案，當時的新疆還比較落後和封閉，尤其是到了最基層的政府和牧區，只要聽說是北京來的，都當你是中央來的。

我們到了落腳的地方禾木鄉（布林津縣喀納斯民族鄉鄉政府所在地），熱情的圖瓦族朋友宰羊款待我們。根據他們的習俗，宰羊之前有一個儀式，只有被念過經的羊才能吃，我們也跟他們一起，嘴裡唸唸有詞。儀式後，我們就等著吃羊肉了。這時，我們面前已經擺上了酒杯，一紮白酒哐當放在桌子上，圖瓦族朋友示意我們邊喝邊等。按他們的規矩，一個杯子大家得轉著圈喝，每次也就是倒個小二兩，主人端起來敬你，你必須一口喝下去，然後同一個杯子再倒這麼多，敬下一個。然後再來第二輪、第三輪……

我是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場合，當時年輕，喝起酒來也無所謂，結果這樣轉著喝，五分鐘就是一輪，一輪一大杯，很快我就倒了。本來，快要喝高的時候，我還強撐著叫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