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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加一小碗。

在新疆，還有一個人對我影響很大，他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導演，叫張彤，徐州人，比我大幾歲，但酒量比我大很多。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導演拍電視紀錄片的水平恐怕真的很一般，但是他對新疆那塊土地卻懷著一種不可名狀的、深沉的熱愛。後一點深深地影響了我。

在我剛去攝製組的時候，張導對新疆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表現出來的嚮往和痴迷，讓我覺得特別不能理解，甚至覺得有些神神道道的。但在結束了新疆的拍攝後，我就完全能夠理解他了，我甚至覺得，我對新疆的熱愛可能已經超過了他。所以，我一直把他當做我熱愛新疆的同路人。

我對新疆的感覺之所以前後會差得那麼大，完全是因為那塊土地的歷史和文化太迷人太讓人震撼了，那種震撼，是作為一個旅遊者永遠無法深切感受到的—它是一個多民族的聚居地，有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千米，佔中國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烏魯木齊大概是中亞地區最大的城市，在如此廣袤的土地上，幾十個各具鮮明特色的民族生活在一起，在那三個月裡我目睹並感受到的各種民族文化的交融、歷史淵源的傳承以及各種罕見地貌的壯美，都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

拍紀錄片的時候，我們接觸了大量的不同民族的當地人，可以說，在那幾個月裡，我們已經融入到他們的生活裡，和他們真正地生活在了一起—那年的中秋節，我就是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與克里雅人一起過的。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其他民族的群體裡，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用心去感受養育他們的山水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這不是一個旅遊者去新疆玩兒上十天半個月便能夠體會和收穫的。即便是我自己，即使現在再去一次，不論以什麼方式再去，也不可能有和當年相同的感受了。

餘秋雨曾經說過一句話，大意是，從嚴格意義上講，一個文人要想和某一片山水有靈魂上的接觸，一輩子可能只有一次。從新疆回來之後，我從心底裡認同這句話了。

我曾經去過德國、希臘等歐洲國家，尤其是希臘，它的歷史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也沒能帶給我像新疆那樣的感受。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希臘和新疆沒什麼可比性，那就說九寨溝、黃山吧，那裡的山水美不勝收，但和新疆比，它們在我的心裡仍然缺少些能觸動心絃的東西。

我甚至堅定地認為，我對新疆的熱愛中有某種宿命的東西，它在我的骨子裡，不為人知，也很難被表達，那是一種前世今生的感覺。一九九四年七月初的一天，我從烏魯木齊火車站出來，看到碧藍如洗的天空下，遠處是起伏的山脈，近處是黃色低矮的一片片房屋，我就突如其來有一種靈魂被一擊而出的感覺，沒有任何原因。

喀納斯。

初到新疆，一切都讓我覺得新奇和讚歎，在茫茫戈壁上看長河落日、大漠孤煙，那是我過去只在小說和詩歌裡想象過的意境。到新疆半個月後，我們出發到喀納斯湖拍大紅魚，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第一次拍攝如此奇幻的題材。

很多旅遊愛好者應該都聽說過，喀納斯湖出現過一種體形巨大的魚的傳說，當地人管它叫大紅魚。關於大紅魚的故事流傳甚廣，幾十年來，無數科考隊的專業人員，帶著專業裝置，帶著揭開“喀納斯大紅魚神秘面紗”的夢想來到喀納斯，但他們在湖邊守候了很久，結果都是無功而返，誰也沒有揭開過大紅魚的真面目。和那些專業科考人員比起來，我們就像一幫草寇，雖然只有電視臺的攝錄裝置，但還是帶著無限的期待，去到喀納斯湖。我們很清楚，對於《西域風情》這部紀錄片來說，記錄關於喀納斯湖大紅魚的傳說是不可缺少的章節，我們只是需要記錄一個行程，記錄這裡的人們關於大紅魚的講述，我們並沒有期待能真的拍到大紅魚。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新疆的開放程度還很低，旅遊業也並不發達，聽說過喀納斯湖的人也不像現在這麼多。要上喀納斯，頭一天必須住到布林津縣。我們在縣委招待所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喀納斯進發了。我記得從我們住的招待所到喀納斯，直線距離大約是九十多千米，沒想到的是，那一路足足開了十一個鐘頭。我們當時開著的是兩輛豐田4500越野車，車是好車不說，兩個司機也很厲害。他們都是中科院新疆分院的老駕駛員，一個叫劉新生，一路上跟我關係特別好，另一個叫餘建設，都四十多歲了，都是有近二十年駕齡的老司機，其中老餘當年還給彭加木開過車。

一九八〇年，彭加木在羅布泊地區進行科學考察時意外失蹤，留下了很多版本的神秘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