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教育的拷問

第25部分 (第3/4頁)

依然如故，那麼我們最多隻是多了一億會背幾首唐詩能讀懂報紙的人；我們最多又增加上幾千萬坐在高考補習班裡的考民；我們最多又增添了數量更多的“打牌打到手抽筋”的大四學生以及具備高智商的行為弱智者；我們最多再讓清華大學的樊富珉教授來統計一下具有心理障礙的大學生又增加了幾倍……僅此而已。到那時，我們的高階人才會依然緊缺，我們的各種大師將仍然稀罕。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因為教育的普及只代表著受教育人數的增加，它並不代表教育質量的提高。這就像生產一百個產品其中只有一個合格的產品和生產一萬個產品其中也只有一個合格的產品是一樣的，它們的區別無非就是增加了九千多個廢品一樣。所以我們不要以為數量能代表質量，這是兩碼事。在錢學森、楊振寧及李政道時代，中國沒有多少人能夠接受高等教育，但我們現在有很人多都上了大學，讀了博士，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夠超越他們呢？每年的諾貝爾獎都會把中國人折騰得瘋瘋癲癲的，誰被提了一次名都會讓中國人興奮得整夜睡不著覺。然而這時誰也不會去深思一下，一個能得到諾貝爾獎的人，他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成長環境？他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教育環境？他需要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假如沒有這些必須的環境，你就是遙想一萬年也只能把不斷死亡的腦細胞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有這麼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學理科的博士生住的一間牆壁發黑的宿舍裡，他老是覺得屋裡的光線太暗，於是他就一個勁地換燈泡，從15瓦一直換到60瓦，可屋裡光線還是很暗。但他不能再換燈泡了，因為再換就要跳匝了。於是無奈的博士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眼睛的度數與國民經濟一同快速增長。後來他的宿舍又被安排進來了一位學文科的碩士生，博士告訴碩士，這屋太暗，你還是想辦法換一間吧。免得以後把眼睛給搞壞了。只見碩士看了看房間，笑著對博士說，“如果你頭髮髒了怎麼辦？”博士覺得這位碩士問的問題有點傻，畢竟只是個碩士嘛，對吧，哪能跟我這個博士比呢。於是博士有點不屑一顧地對碩士說：“那還要問，用水洗洗不就行了。”“假如水本身就很髒，那你的頭還能洗乾淨嗎？”碩士接著問博士。博士被問得有點犯暈，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幾天後，博士從家中回到宿舍，一進門傻了，但馬上又急了，怎麼這麼亮堂！於是他趕緊問碩士：“你把燈泡換成多少瓦了，一超過60瓦我們這兒就跳匝你知道不？”只見碩士抬了一下眼皮，告訴博士：“我沒有把燈泡的瓦數換大，相反我把它換成40瓦了。”博士更傻了：“不可能，換小了怎麼可能比原來還有亮，你可別蒙我”！只見碩士有點不耐煩了，一臉藐視地看著博士，說道：“怪不得別人老說你們這些學理科的人腦子就是一根筋，一點想象力都沒有，你只知道房間黑就不斷地換燈泡，難道你沒想過這房子的牆黑成這樣，燈泡再亮有什麼用？你沒看到我把牆刷白了？”只見這位理科博士這時才注意到了原來發黑的牆壁已經在潔白的立邦漆中處處放光彩。博士這次是真的傻了，只見他瞠目結舌，兩眼透過厚厚的鏡片掃蕩著滿屋白牆，汗開始滲出他的面板形成露珠，他的大腦像似被桑塔納重重撞了一下，暈得厲害。此刻他想跟碩士說些什麼，但他看見碩士正躺在床上看著一本書，書名是《一個智者與一個愚者的對話》……

該反思的是教育本身

別以為這只是一個故事，真的，如今在我們這個社會中，諸如此類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比如一說起教育規劃，我們規劃者的思維就是如何增加教育投入、如何多蓋幾個學校，如何讓更多的人來接受教育等等，這自然沒錯。但是我們似乎從來都不考慮我們應該制定一種什麼樣的教育模式？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來培養一個真正全面發展的人？我們應該如何來教育出一代有良好道德品性的人？固然，燈泡是可以越換越亮，但我們目前似乎還沒有足夠的資金來保證財政不跳匝，即使能保證不跳匝，那麼在一片黑牆之中的光明能保證不讓黑暗來吞噬？作為一個社會來說，教育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是人人在道德淪喪的廝殺中如何憑知識技巧去搶得一塊麵包，還是試圖創造一個平和而充滿道德美感的社會讓人們從容地獲取財富？一位北大的中文系碩士生在他的《火與冰》一書中痛心疾首地寫到：

北大快沒有文科教育了。這似乎是危言聳聽。但我以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於“賦予社會和世界以意義、目的和方向”。就這一點來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學校長理查·萊曼在《美感生活中的人文科學》中指出，人文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