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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蔡方華的《北京青年報》評論員,他寫了一篇題為“別再讓自然科學大獎青黃不接了”的文章,發表在2003年3月1日的《北京青年報》上,該文這樣寫道:
……基礎研究薄弱和創新精神缺乏,是存在於中國科學界的一個老問題。曾經有人做過一個回顧,在中國過去的百年裡,能夠具備衝擊諾貝爾獎的科學研究成果大概只有三到四項,而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正是衡量一個國家科學創新實力的標準。科技界創新乏力,既有文化的深沉影響,也有體制的現實制約,甚至沿襲多年的應試教育也有著潛在的應果關係,但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現行科技體制對原始性創新的激勵不夠,科研立項和成果評估存在著浮躁、功利的問題。再加之前些年片面強調應用科學的研究,對基礎學科的資金投入有所削弱,科學家們拿不出響噹噹的成果也就是料想之中的事。
在蔡方華的這篇文章裡,屬於前端過程的有應試教育的嚴重弊病、文化觀念的深沉影響;而屬於中端過程的有現行科技體制的問題、對基礎研究經費削弱的問題等,也就是說,如果說這些屬於前端和中端過程中的老大難問題得不到解決的話,那麼終端成果無異就是一種無源之水、無米之炊了。因此如何加大對前端和中端過程的關注並予以改革,實際上是保障一個優秀終端成果誕生的重要前提。為了一個國家一等獎的出現,我們已經等待四年了,下一個一等獎的出現,我們要等待多久?
我始終認為,諾貝爾獎是體現一種創新思想的象徵,她考驗的是一個民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這個世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及新的思維方式,至於你的成果對世界有沒有實用價值,那不是諾貝爾獎考慮的重點,關鍵是:你必須用一種震撼的方式來為世人洗腦。
個性化思維與慧命
2002年10月10日北京時間晚上7點,瑞典文學院的禮堂中燈火輝煌,在這個晚上,誰將會獲得2002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的謎底馬上就要揭曉了。臺下坐著本年度奪獎呼聲最高的奈及利亞著名作家伊姆雷·奧克利,還有其他數位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然而誰也不會想到的是,2002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最終卻頒給了一位匈牙利作家,他叫凱爾泰滋。而使凱爾泰滋最終能獲獎的是因為他的一部名謂《難以捉摸的命運》的小說。瑞典文學院是這樣解釋其之所以把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凱爾泰滋的理由:凱爾泰滋的作品支援並肯定了個體用其脆弱的經歷對抗“歷史霸權”。
現在讓我們來了解一下凱爾泰滋及其作品《難以捉摸的命運》之所以能獲得諾貝爾獎對我們是有著重要啟發意義的。
凱爾泰滋是一個猶太人,他生於1929年,1944年他被德國納粹關進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後來他又被轉到了布痕瓦爾集中營,1945年獲得解救。小說《難以捉摸的命運》就是凱爾泰滋根據自己在集中營裡的這段經歷為背景而寫成的。在西方,有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說法,即:在奧斯威辛以後再寫詩就是一種殘酷。這句話的意思是,當納粹以人類最殘暴的方式來毀滅生靈的之後,一切對美好的歌頌便是人類的罪過。因此在我們所看到的全部有關納粹的歷史檔案中,無一例外的是殘酷和野蠻,兇狠和暴戾。然而凱爾泰滋在他的小說《難以捉摸的命運》裡卻以一個孩子的視角向人們描述了他作為一個孩子在集中營中的真實感受。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凱爾泰滋就像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審視著那裡發生的一切,少年凱爾泰滋把集中營的生活看成是一種正常的生活,雖然到處充斥著殘酷和暴戾,但生活仍然有著快樂的一面。凱爾泰滋真實地體現著一個孩子真實的感受,他沒有遵循“在奧斯威辛以後再寫詩就是一種殘酷”的普遍觀念,他始終堅持真實地表達自己和對歷史的一種個性思考。他沒有隨波逐流,他用個體脆弱而真實的經歷來對抗“歷史霸權”。
凱爾泰滋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正是因為他在抗拒歷史霸權的過程中體現出的一種真實的個性化思維,儘管在一種既定的觀念中凱爾泰滋違背了所有的人,當他的最終成功則應該歸功於他對自我的頑強堅持。而這一點也正是一切偉大創造發明最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