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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巡撫衙門。駱秉章正為林秀才一案犯愁。見劉學臺來，便拉著他的手，說：“老先生，我們一道到審案局去吧！”

劉昆將手一甩，說：“我不願見他！這案子就委託給你了。”

說罷，氣沖沖地走出撫臺衙門。

駱秉章無奈，只得親自來到審案局。接任一個多月來，曾國藩多次請動王旗殺人，有時甚至連這個形式都不要，隨便將犯人當場擊斃。上次殺打劫五穀豐米行的十三名犯人，連王旗都未請。後來，曾國藩親去說明情況，又見有串子會的恐嚇信，雖然也預設了，但身為巡撫的駱秉章，心裡究竟不是滋味。這回殺一個秀才，居然連學政也不打個招呼，虧他還是翰林出身，任禮部侍郎多年。他眼裡是沒有湖南官員的位置啊！

“滌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許多人都有議論。”駱秉章決心藉此案壓一壓曾國藩的威風，“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籠，遊街示眾？且殺人過多，仁政何在！”

曾國藩將狀子略微瀏覽下，便扔到一邊。心想：這段時期來，官場市井物議甚多，要堵住這些非難，首先要說服這位全省的最高長官，而且態度必須強硬，只能進，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則前功盡棄。曾國藩一本正經地對駱秉章說：“籲門兄，殺人多，非國藩生性嗜殺，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來，正是湖南吏治不嚴，養癰遺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駱秉章聽了這話，心中大為不快。這個曾剃頭，非但不檢點自己的過錯，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賬了！他打斷曾國藩的話：“你可要講清楚，湖南吏治不嚴，究竟是誰的責任。”

曾國藩知駱秉章見怪了，為了使談話氣氛和緩，他要穩住這個老頭：“駱中丞，我還沒說完，湖南吏治不嚴，責任當然不在你；你前後在湖南加起來不過兩年多。我是湖南人，豈不知三湘之亂，由來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岡搶米殺知州。二十四年，耒陽抗糧。二十六年，寧遠會黨打縣城。二十七年，新寧又起棒棒會。二十九年，李源發造反。這些，都不是發生在籲門兄你的任上。”

這段解釋，使駱秉章的火氣消了：曾國藩的矛頭原來並不是對準他的。

“滌生兄，不怕你怪罪，貴鄉竟是個爛攤子。當初調我來此，我三次推辭，無奈聖上溫旨勉勵，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說的是實話。”曾國藩懇切地說，“湖南為何連年不得安寧，主要在地方文武膽怯手軟，但求保得自己任內無事，便相與掩飾彌縫，苟且偷安，積數十年應辦不辦之案，任其延宕，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任其橫行。如此，鄉間不法之徒氣焰甚囂塵上，以為官府軟弱可欺，相率造謠生事，蠱惑人心，殺人越貨，無惡不作。倘若陸費泉、馮德馨等人忠於職守，早行鎮壓，湖南何來今日這等局面。”

駱秉章點頭稱是：“就因為他們瀆職，而造成今日禍害，難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還以為我駱秉章無能。”

“正因為湖南已爛到如此地步，故國藩愚見，不用重典以鋤強暴，則民無安寧之日，省無安寧之境。眼下四方騷亂，奸宄蜂起，還講什麼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說：‘唯有德者能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況我輩？國藩唯願通省無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寧，則我個人身得殘忍之名亦在所不惜。處今日之勢，辦今日之事。依國藩愚見，寧願錯殺，不可輕放。錯殺只結一人之仇，輕放則貽國家之患。”

“你說的這些誠然有理，”駱秉章說，“不過，就憑串子會一塊令牌，處以站籠遊街，無論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國藩斂容說，“國藩認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遊匪，遊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縱作惡，為害有限。可怕的是會堂，他們結夥成幫，組建死黨，對抗官府，為害甚烈。大的如長毛，小的如串子會，就是明證。對會黨的處理，尤其要嚴厲。讀書人一旦參與其事，為之出謀劃策，收攬人心，會使會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對江山社稷之危害，將不可估量。想籲門兄不會忘記牛金星、李巖附逆闖賊的教訓。我豈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殺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歷來為治國者不易之方。殺一林明光，則絕千百個讀書人投賊之路。即使過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頭以安天下，亦可謂值得，不必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亂人心而壞剿匪大計。籲門兄，你說對嗎？”

見駱秉章不做聲，曾國藩換了一種誠懇的語氣說：“籲門兄為皇上守這塊疆土，做千萬人之父母官，自然會知道，當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為第一位，而不會把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