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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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剛剛做出的決定：張愛萍同志在七機部和國防工業各部門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傾翻案的錯誤，經政治局討論透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決定，張愛萍要接受群眾批判。

隨後，一行人又驅車來到三座門軍委辦公地點，向早已等候的三總部和國防科委的黨組領導成員宣佈了同樣的內容。

在上述兩個地方宣佈決定時，鄧小平都有一句極其簡短而相同的話：“七機部和國防科委出的問題，責任在我。”

既是鐵腕人物，倒臺也有倒臺的樣子。看來他也早有準備了。

從許多公佈的檔案看，毛澤東似乎並不打算這樣快的就結束1975年以來逐步形成的大好局面。他原本兩年就結束這場革命的，但潘多拉盒子一旦開啟，想把魔鬼收回就沒那麼容易了。尤其是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對自己不可能沒有反思的。9年的時光不算短了，一個國家如何經得住如此折騰？要迅速結束動盪，實現整個社會的安定，於是就有了鄧小平出山，有了1975，有了整頓鐵路、整頓七機部……但這一切是要有代價的，這使他在晚年面臨著兩難抉擇。要超越自己談何容易？尤其是對一個功成名就的偉人，一個垂暮之年的老人。如果這一切發生在10年前，或許還有可能，因為1966年他的行為多少帶有否定自己的因素。其實林彪死後，他也是有機會的，但他錯過了，他畢竟是人不是神。對毛澤東的好意，左右兩邊都不接受。毛澤東曾要鄧小平主持寫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還定了口徑：三七開。但鄧小平拒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瞭解。

毛毛在記述她的父親鄧小平時寫到：“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在毛澤東政治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堅定不移地捍衛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存有非議，更不容許任何人翻革’的案。這是他所堅持的最後原則。”

但即使這樣，毛澤東還是慎重的，他還是希望全黨能夠團結起來，不至於天平過於傾斜。11月13日，毛澤東寫了一個要給老同志打個招呼的批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個招呼……”11月22日又批示：“即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但毛澤東很快又想到，這樣反倒會增加複雜因素。23日又批示：“還是你們議的好，先給老同志打招呼。青年問題暫緩。因有的還未結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機部），有的貌合神離（如清華），召集不起來。”從口氣看，顯然，他並不贊同七機部的派性。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門，他剛隨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了福特總統，還沒來得及回家就匆匆趕來了，說是有個重要的情況要告訴。據媽媽回憶：“氓公（指李一氓）告訴我，會見結束告辭時，小平同志專門提到了愛萍，他對主席說：‘張愛萍去七機部搞整頓，是我派去的。’主席接著就說：‘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對愛萍還是要幫嘛。’氓公說，從毛的態度看，估計問題不致太嚴重。你趕快和愛萍說說，讓他寬寬心。”

這是鄧小平一生中最後一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由於毛、鄧之間聯絡的管道已經被毛遠新所阻斷，鄧小平只能抓住會見結束後的這個寶貴機會，他沒有陳述自己的委屈，而是為部下開脫責任。1975年的鄧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和右派們一樣，左派們也絕不會聽從毛澤東安排的。

中央檔案的精神是，批判右傾翻案要聯絡本單位的實際，於是就有了“批鄧聯張”，鐵路系統則是“批鄧聯萬（裡）”，科學院是“批鄧聯胡（耀邦）”，教育部是“批鄧聯周（榮鑫）”。國防科委黨委和七機部黨組共同組成“聯席會議”，號召科技戰線上的廣大職工，打一場批判張愛萍的人民戰爭。

被調離的造反派頭頭舒龍山又被請回來主持會議了。

王洪文親自到會講話：“張愛萍的錯誤實際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國防科委、七機部的偉大勝利，否定整個文化大革命。”在這之前，王曾找過父親，一是談上海發射衛星的事；二是談舒龍山的事。說你罵造反派頭頭都是壞蛋，我也是造反的頭頭嘛！沒兩天，鄧小平就找父親詢問這件事。後來我們知道，向鄧密報的人，就是批鄧聯張“聯席會議”的領導成員。可見當時鬥爭的錯綜複雜和人心之叵測。

江青更是信口雌黃，參加了政治局聽取科委“批鄧聯張”彙報會議的馬捷說，江青在會上調子最高，說：“張愛萍不是好人，是個通臺灣的特務，要把他徹底打倒。”歷史永遠都是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