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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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期，毛澤東還沒有成為統攬全黨的最高領袖，父親也並沒有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過，即使偶爾有過接觸，毛澤東也沒有對他表現出特別的欣賞和偏愛。大革命時期在四川老家搞學生運動；大革命失敗後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土地革命初期在蘇北組織農民暴動；到了中央蘇區後，又長期搞共青團工作；而這些都不屬於毛澤東領導的領域，甚至他的直接上級們多少還是毛澤東在黨內的反對派和宿敵。他後來到紅軍，也是在彭德懷領導的紅3軍團。
我看過一些回憶錄，有的人從小就跟著毛主席上井岡山，後來在“文革”中，受到特別關照，某某人來了沒有啊？你們把他弄到哪裡去了？都是井岡山的老同志了嘛，把他給我找回來！於是平反，於是出席九大，於是家屬子女都穿上了軍裝。還有的，相當於《三國》、《水滸》中的劫法場，臨刑前，一聲刀下留人，給鬆了綁，“救命恩人”從此掛在嘴邊，逢人便說“也就老人家知我”。還有的人，在人家遭冷遇時，給過特別關照，於是討來個承諾，說是這個位置將來就非他莫屬了。為此還寫回憶文章，當成件多榮耀的事。現在人們的觀念進步了，對這種梁山好漢似的故事當然是嗤之以鼻的了。但“文革”倒黴時，我的確曾羨慕過，嘆息自己的父親沒這個好運而因此遭罪。
父親對毛澤東的認識是理性的，源於五次反圍剿和失敗後的長征路上。作為中央紅軍的一名指揮員，目睹了毛澤東的指揮藝術，親身感受到了毛澤東挽救紅軍、挽救中國革命巨大的歷史功績，使他從正反兩個方面的經歷中信服了毛澤東，自覺地擁戴和維護毛澤東。
他回憶說：“五次反圍剿時我就覺得不對頭了，他們把毛澤東從紅軍攆出去，自己那套又不行，我覺得紅軍離了毛澤東不行。”
“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就主動了。我寫了《從遵義到大渡河》，記述了這個時期作戰主動權的變化。”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把游擊戰提高到了戰略的高度，到敵後去建立根據地，開展敵後游擊戰，確立了在抗日戰爭中我軍在戰略上的立足點。一些地區的失敗，有些就是違背了這個原則，說到底是害怕到敵後去。那裡艱苦，但可以發展。”
“我們當年搞出兩彈一星，就是靠毛澤東倡導的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和《實踐論》、《矛盾論》，尊重科學，實事求是。”
“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這是毛澤東的功勞，也是我擁護他追隨他的原因。學習、貫徹、宣傳毛澤東思想我是努力的，也是自覺的，過去是，現在也是。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沒有人可以超過毛澤東的。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不知要走多少彎路。這是我親身的體會。”
……
對黨在歷史上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不管現在人們以何種觀念來評說，但父親和我談起這個話題時，他是堅定的。他說：“中國革命勝利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是正確的。劉少奇同志提出確立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地位，是符合歷史要求的，少奇同志在這方面也是有貢獻的，這和那些在革’前後搞大樹特樹的人是根本不一樣的。”
正是由於他對毛澤東的認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地帶有個人色彩的，所以，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他必然會對毛澤東的一些做法生出疑慮。只不過，毛澤東偉大成就的光環一時還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親說：“解放後，還是在華東時，來北京開過幾次會，我就看出來了，因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著跑，黨內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來跟陳老總說起，陳嚴肅地說，這種話不好瞎說的喔！不辨真偽，不講真理，而是依附一種勢力，仰人鼻息，無原則的歌功頌德，我做不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節操，何況是一個革命者。但個人又能怎樣呢？不願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頭於工作，不看，不聽，不參與，除了工作關係外，我沒有私人間的往來，因為我厭惡黨內那些拉拉扯扯的現象。我有時也會發洩一下，所以葉帥送給我一個綽號：帶刺！”
“關於粟裕同志的問題。當時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們（指當時總參的幾個領導炫）到了後就等在那裡。毛起來，穿上件睡衣，說找你們來，是要談談粟裕的問題。……大家都沒有說話。在這樣的場合，以這樣的口氣，談這樣的問題，這做派我真不能習慣。我想起瓦窯堡時自己打了敗仗去見他的情景，這次，怎麼也接受不了。回來我就跟你媽媽講了，有變化了，和從前不一樣了。”
“在廬山，彭老總是不該說你是小資產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