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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說的斯捷帕科夫匪幫。在英語裡，我想可以譯成斯捷帕科夫的黑手黨。克格勃和軍隊裡有許多人根本不喜歡我們，我必須在訊息和個人行蹤方面特別保密，尤其是在莫斯科。
“你們必須明白，在我們蘇聯幹國際反恐怖主義這一行當的時間並不長。我們還沒有開始像你們在西方那樣投入這項工作。我想這就是我們對你們稱之為‘正義天平’組織沒有直截了當加以解決的原因。”
他咳嗽了幾聲，在繼續說下去以前清了清喉嚨。“‘正義大平’在去年10 月才第一次引起你們的注意，而我們對它瞭解的時間要長得多。我們瞭解的情況無疑會使你們吃驚。”
他似乎是要他們準備接受一些可怕的事——一切。西方可能根本不瞭解的事。不管這是些什麼事，詹姆斯·邦德感到有一個熟悉的衝動，就是迫切想了解敵人的一切。他還有另外一種感覺，似乎他的整個經歷把他帶到了這裡。在他長期生涯中，他曾多次戰勝過邪惡，有傳奇色彩的邪惡，刑事、政治和軍事的邪惡。這些事在當時看來似乎都不是真實的。而現在他覺得他要面對的現實似乎是以前從未面對過的。
斯捷帕科夫告訴他們，“正義天平”早在1987 年就存在於蘇聯和東歐集團的衛星國裡了。起初，他們的觀念是俄羅斯的，所以克格勃將他們看成是不穩定的另一種表現。一開始就有告密者了。到1987 年秋，他們就知道“正義天平”的組織形式類似特務組織。“開始時有三個小組在蘇聯境內。現在已合而為一。”斯捷帕科夫的態度嚴肅。他天生的愉快、好熱鬧的性格消失了，似乎是因為他所說的這些人太危險了，不應該去笑話他們或將他們作為談笑的資料。
“我們知道另有一個小組在以前的東德，一個在波蘭，一個在捷克。我們也知道他們與美國、英國和法國有聯絡。我們是透過告密者知道這些的，都是些我們信任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告密者也不知道全部情況。
從1987 年秋天到1988 年秋天，我們跟蹤了42 名告密者，結果只看到了與他們直接聯絡的人。讓我告訴你們他們的做法。
“開始時只是私下傳聞。最初只是‘正義天平’這個名字傳來傳去，它以一種奇怪而混亂的方式傳遍莫斯科。在涅夫斯基大街沿線的豪華公寓裡，在工廠裡，在非法市場和交易場所，在百貨公司裡，在軍營裡，甚至在克里姆林宮裡，這傳聞像野火一樣擴散著。幾天之內，所有的人都知道這個名字了。只有外國記者除外，因為人們本能地不將這個名字告訴外國記者。這樣‘正義天平’這個詞就家喻戶曉了，也成了實實在在的東西了。由於人們反覆唸叨這個名字，這個組織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
“然後，告密者開始傳遞情報，最後送入了我那個新成立的反恐怖部門。
他們使用了內務部和警察的特種部隊來監視所彙報的每一個案件，但什麼結果也沒有。在我的匪幫的檔案櫃和資料夾裡到處都是斷了線的材料。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可以說是天才的策略。當他們想追查與告密者有聯絡的人時，發現這條路走不通。因為‘正義天平’吸收新人時，恰恰是因為他們什麼也不知道。這些被吸收的人有幾種，他們往往是單獨生活的，有時是些傻子和笨人，他們只能執行簡單的任務，有時是生活貧困和無事可幹的老婦人，她們迫切想有些事可以消磨時間。任務往往是陌生人在排隊買肉或酒吧間，甚至是在車站等公共汽車時交給這些無知的人的。有電話的人則是悄悄接到任務的，往往是一大早，而且總有報酬。這些陌生人告訴他們這是好工作，容易的工作，對國家有利，不是犯罪。他們給每個人都起一個名字，往往是他們略有所知的人名。他們向這個人提許多問題：你想為祖國服務，從而改善生活嗎？你願意負擔一些特殊工作嗎？我們知道這工作很適合你。
總是有‘正義天平’這個密語，也總是有特殊的報酬，如少量的盧布、新的電視機、一包食品等。
“這些頭腦簡單，基本上是好人的人就這樣被勸誘加入了，就像在英國或美國的男男女女在家得到報酬豐厚的工作（如寫信封，在電話上進行調查）
一樣。我們都知道這方法是怎樣起作用的。但要命的是這些人的確收到了他們的報酬——少量的盧布、電視機，有一例還有一個星期的度假。這些人確實都是無意識地當了特務。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在為非法的恐怖分子做工作。
當恐怖分子收到了對他們一系列提問的答覆時就將這些人收下了，然後叫他們等待電話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