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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人。而來人卻往往是他們從未見過的孩子甚至就是在第一次接觸的地方的某個人。這些線索都沒有用，都沒有結果。”
在此期間，即1987 年秋到1988 年秋，主要令人煩惱的是向斯捷帕科夫匪幫彙報的告密者顯然只是“正義天平”所接觸的人中的一小部分。
“我們知道，”他對他們說，“‘正義天平’的存在已是個現實，我們還知道他們已從蘇聯發展到了原東方集團的衛星國家，甚至到西方國家去了。我們的特工人員已掌握了類似發展成員技術的線索，根據這些線索，我們有根據地估計小組的數量和地點。‘正義的天平’完全像溫斯頓·丘吉爾說蘇聯那樣，是層層包裹著的謎中之謎。但丘吉爾也預言，這個謎語可能有答案。的確是有一個答案，但起初它只引導我們取得很小的進展。它使我們進入了‘正義天平’的外圍，而我們所聽到的情況已令人膽戰心驚。”
這完全是偶然的。內務部的一個單位的審訊科抓了一個在莫斯科大學教書的語言教授。他被懷疑從事了當局一般稱之為“黑市活動”——做非法貨幣交易到買賣奢侈物品，以至真正、直接的間諜活動都是黑市活動。
在高階英語教授弗拉基米爾·雷科案件中，有幾筆價值達十萬美金的非法貨幣交易。證據都已齊全，錢也已起出。這是教授的一名學生報告的。
斯捷帕科夫把大屁股頂到椅子背，像是準備講一個精彩的故事那樣。“那是在1989 年1 月，一天早晨，他們從被窩裡將我叫起來，我就直接到了列福爾託沃去。內務部有命令，如果他們遇到與‘正義天平’有關的證據，就要與我聯絡。負責審訊的官員告訴我雷科有事要講。他要做一筆交易，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