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盛世(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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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程朱理學是清王朝的意識形態正統，他怎麼能允許這樣離經叛道的行為，於是“擲還原書，傳旨申斥”。謝濟世一氣之下，要求辭官回家養母。乾隆對他相當遷就，沒有讓他辭官，而是改任他為湖南糧儲道，以便他就近養母。

不料，經歷這麼多風波，謝濟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開印行了《大學注》《中庸疏》。乾隆皇帝雖然生氣，但也只是命令把書版銷燬，還特意在命令中說謝濟世其人“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湖廣總督回覆說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燒燬了謝的書版，並未打擊謝濟世個人，乾隆滿意地批覆說：“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從“止可如此而已”幾個字來看，乾隆非常明白處理此類文字獄的界限，也就是說，出於維護意識形態正統的需要，一個王朝應該對異端思想進行必要的壓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為統治者的心態如此難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文化生態寬鬆時期。那些已經放下了筆的文人學士們又開始吟詩弄月，評古論今，一時間，大清文藝界呈現一派百花齊放的繁榮之貌。據推測，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就是在這個寬鬆時期開始寫作的。

可以說，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對讀書人最理解包容的統治者之一。但是，從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態驟變。

二　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2）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雲貴總督碩色向皇帝密報，他在貴州安順府普定縣民間偶然發現了一件廣為傳抄的“奏稿”，託名為乾隆朝以敢言聞名的大臣孫嘉淦所做，不過語言鄙俗，內容不經，一看而知就是偽託。其內容是攻擊當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過”。

這“五不解、十大過”的具體文字已經無存，根據現存資料推測，一是說乾隆舉辦南巡，浪費民脂民膏，二是指責他前一段因為金川之役濫殺官員。此外，還有可能誇大其詞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無度，說他到江南巡遊的根本目的是尋求美色。最後，“它甚至對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

我們可以想象乾隆在讀到這個報告時的心情。這對他完全是當頭一棒，沒有絲毫精神準備。

即位之初，乾隆曾經一心一意想做一箇中國人理想中的明君：開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愛民如子。

父親是他的前車之鑑。他親眼看著父親為了治理天下、飽暖黎民而絞盡腦汁。然而，普天之下騰於眾口的卻全是關於父親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謠言，說他什麼謀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親之所以被輿論如此苛待，主要是因為他過於察察為明，許多政策風霜嚴肅，傷人太多。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親那樣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樣以一個寬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冊。

應該說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這十六年間，他減輕刑法，他普免稅糧，他平反冤獄，他恩待群臣，他像太陽一樣源源不斷地釋放自己對臣民的善意和關懷。他所聽到的，幾乎都是臣民們的感激歌頌之詞。所謂“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這段時間是他與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偽孫嘉淦奏稿案”的出現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他立命碩色追查此稿的來源，這一查之下，結果更令他震驚。

碩色最初彙報此案時，乾隆以為這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所傳，很快就能查明來源並且銷燬，把這件事的不良影響消弭於區域性。不料，一開始追查，乾隆就發現這不是貴州一省的事情，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現了這份偽稿，甚至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都爭相傳說其中的內容。至於傳抄閱讀過的人，更是數不勝數，查不勝查，從各級官員、秀才書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腳的、磨菜刀的、要飯的、遊方和尚，都聞知稿中內容。僅四川一省幾天時間就抓獲了二百八十多個傳抄過的人，更何況全國。這樣一份明顯是荒誕無稽，對皇帝大肆汙衊的偽稿，卻居然引起全國民眾如此巨大的興趣，他們爭相傳說，如痴如狂。而他即位以來，施行的無數善政，卻已經被人們忘在了腦後。

他突然發現，自己居然面臨著淪為父親同一下場的危險。

乾隆並不瞭解大眾傳播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小道訊息是民間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眾對於那些由官方傳播的、正面的陳詞濫調往往毫不關心，相反對於那些負面的，特別是刺激性、轟動性的傳聞，卻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