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盛世(出書版)

第21部分 (第1/4頁)

潁���ㄋ淨嶸螅�儺形牡繳蕉��群笠��桓鱸率奔洌�詞乖偌蛹保�慘��唷Ｈ綣�∥謀蛘餛詡淥澇謨�校�刪吞�鬩慫�恕Ｓ謔撬�⒖檀�脫鈑﹁ⅲ��荻〉納硤邇榭觶�孕芯齠ǘ〉男行倘掌冢�綣�∈先肥擋∥＃�純山�∥謀蛺崆傲璩俅λ饋�

楊應琚受命之下，當即親赴大獄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況。他發現丁氏說話時氣短，精神極度萎靡，恐怕支撐不了幾天，於是立刻命令濟南知府等當天佈置法場。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丁文彬被架上囚車，押赴法場，在萬頭攢動中被綁上木樁，接受千刀萬剮，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來之時，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詞，唸叨上帝的恩諭。

據不完全統計，乾隆一朝，類似丁文彬這樣的瘋子文字獄多達21起。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個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獻詩聯詞句不通，思維混亂，連乾隆都認為“竟是瘋人而已”。然而這些瘋人沒有一個逃過了皇帝的法網。其中7起案件，瘋子被凌遲處死，瘋子的親屬也被連坐，或者處以斬監候，或者被賞給功臣人家為奴隸。另外14起被從輕處理，不過即使從輕，也基本都是“斬立決”或者“立斃杖下”。

乾隆朝另一類超出了普通讀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獄是“圖碑類”文字獄。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個小販李浩，來到浙江省販賣圖文碑記，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繳獲了他所販賣的《結盟圖》《懲匪安良圖》《孔明碑記》，報給縣令。其實販賣這些東西，就像販賣財神像一樣普遍，並不存在什麼風險，因為這些東西無非是民間勸人向善的宣傳品。《結盟圖》是勸世人遵聖守法的，《懲匪安良圖》勸壞人棄惡向善，那《孔明碑記》中除了一句“兩兩相爭不見天”略覺刺耳之外，也不過是一些荒誕不經的預言，並沒有什麼犯上作亂之意。據李浩稱，這《孔明碑記》的來頭可不小。據說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風雨過後，廣東東山寺院裡出現了一塊石碑，碑文是諸葛亮所題，內容是預測未來吉凶之事。百姓都說是諸葛亮顯靈，因而紛紛傳抄。

按理，販賣勸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問，然而官員們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寧左勿右，否則皇帝怪罪下來吃不消，於是經巡撫、總督，直報到皇帝那裡。皇帝果然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批示“知道了，從重定擬，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圖，地方官立刻興起大案，追查數省，牽連多人。在辦案過程中，皇帝還特意囑咐，“絕不能叫一個罪犯漏網或者自殺”，可見其草木皆兵之心態。

這個案子的最後處理結果，在檔案中並沒有記載。但是以乾隆處理文字獄的一貫手法，我們不難想象又有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這些文字獄乍一看來實在無法理解。乾隆的處理方式，似乎只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閱讀這些文字獄檔案，讓人不禁懷疑瘋了的到底是乾隆還是“案犯”。

對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並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緻，智商情商都很高。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問題上，乾隆曾經非常通達理性，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

眾所周知，乾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其他做法不以為然一樣，對這些文字大獄乾隆也一直腹誹不已，即位後立刻撥亂反正。雍正誅殺汪景祺，一直把汪的頭顱懸於菜市口示眾。乾隆以京師首善之區，懸掛人頭“有礙觀瞻”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著，他又赦免了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許多被牽連之人，放還了查嗣庭、汪景祺的親屬，一時天下讀書人如沐春風，感激涕零。

為了剎住文字獄，乾隆還採取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規定以後凡舉報文字之罪者，如果舉報失實，一律按誣告罪反坐。

這一下，文字獄風潮一下子被剎住了。從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領域風平浪靜，波瀾不驚。唯一可以稱得上文字獄的就是謝濟世私注經書案，而這個案子恰恰凸顯了乾隆的寬容。原來，謝濟世才華出眾，卻性格倔強，雍正年間，他認為朱熹所注四書有許多錯誤之處，遂自注《大學》《中庸》，“自逞臆見，肆詆程朱”，因此被罷官治罪，發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學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獻給乾隆。乾隆雖然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