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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梳理了一遍，並且做了這麼一個示意圖：
簡單地說，我把牽扯進來的六個主要國家都用線連起來，省略掉次要的俄—埃連線和奧—埃連線，於是就得出了十三對關係函式（Function）。然後再逐一分析，到底哪些關係是衝突型的，哪些是相互利用型的，這樣六個國家可以分為三類：力圖破壞現狀的俄、奧，希望維持現狀並且抵制俄國的英、法，還有奧斯曼帝國及其屬國土耳其。這三類追求不同目標的行為體，也就構成了一個國際體系，而在這個體系中，每一對函式的變化，都可能導致其他12對函式的相應變化。
有了這樣一個框架，我可以比較清楚地解釋幾次俄土戰爭中各個國家的外交行為，也可以說明“東方問題”最終如何引發了克里米亞戰爭。儘管這個題目已經被反反覆覆地做過，但是我捨得下工夫，做得比較細緻，對相關問題的解釋又借用了國際政治理論中的一些術語和模型，所以這個文章不久就發表出來了。後來我還用這個辦法來分析了唐代安史之亂後的邊疆問題，梳理了唐、回紇、吐蕃、南詔以及河北割據集團之間的關係，結果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結論。
我想，這可能是本科學生寫文章的一種辦法。由於我們積累還太有限，要發現一個前人很少涉足同時自己的能力又可以勝任的問題並不容易，所以不必迴避那些老問題。在資料蒐集方面總是後來居上的，你可以比前人更仔細、更全面，也可以嘗試著從一些新的角度，用一些新的模式去說明問題。這樣的文章，儘管學術價值不大，但對本科生來說，不失為一種訓練自己的方式。
讀文獻是不嫌多的，尤其要努力讀外文的東西，否則自己總也摸不清楚門道，總沒辦法和國際學術的主流“接軌”。但同時，深入中國的社會去調查研究，那才是發現問題的最好辦法。純粹從理論、邏輯當中是不可能發現新東西的，要想寫有價值的東西，對社會存在的體驗至關重要。由於我所在專業的特殊性（我沒辦法到四川農村去調查“大國關係”），所以本科階段也很少主動做社會調查，但是就我所瞭解到的情況來講，社會學、政治學專業的學生，凡是在本科階段有一點學術成果的，都曾經很辛苦地到農村或者城市社群去呆了兩三個月。
此外，文科的學生，無論哪一個專業，我都覺得必須讀一讀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生育制度》以及《江村經濟》。這代表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水準，也是我們所有後學的入門書。而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更應該是擺在案頭的教科書。
（三）尋求本領域最好的導師的指導
大三我上了本科階段最重要的幾門課，也比較多地接觸了幾位老師。
第一門課是潘維老師的“外國政治制度比較”。潘老師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拿的是“世界政治”專業的博士學位，早年也曾在陳翰笙先生門下讀過研究生。潘老師給我們講課，首先就講陳翰笙那一代人的學術追求，要我們明白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底都做了些什麼，又為什麼做這些。
在很長一段時間，伯克利的政治學系都在全美排第一，於是潘老師對西方比較政治學理論的掌握十分出色，講課的時候放得很開，一個人在講臺上來回走動，講各種各樣的笑話，而對於各家各派的學說他都要進行批評，真是很狂的樣子。當時他還做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法治與未來中國政體》，主要是批評知識界的“民主迷信”，而我們讀了以後覺得很不服氣，不僅上課的時候站起來質疑他的觀點，而且還寫了一篇商榷文章，實際上就想說他的文章太偏頗。後來我才逐漸意識到他那篇文章的可貴之處，同時也後悔發表了商榷的文章——並不是說我覺得老師不能批評，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跟老師辯難是好事情，但我開始明白，要想找出人家的漏洞太容易了，難的是建設一個新的東西出來。你有時間去批評人家，倒不如好好琢磨自己能建設什麼。張五常曾經講了一段話，他說，“我的《佃農理論》發表以後，很多美國的大學學報都有批評我的內容，數之不盡，很多時候，我都不回應。現在過了三十多年，我的文章還在，而那些批評我的文章早就沒有人能記得了。我告訴你，歷史上從來沒有批評或者是回應，能夠在學術上做到成功的，從來沒有過的。”
他這個話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現在給自己立了一個規矩，商榷、批評性質的文章一律不寫。
這一門課聽下來，我感覺自己收穫很大，儘管心裡還是不服氣，但是你要想找他的錯誤，首先就必須去讀他讀過的那些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