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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很仔細地去想有關的問題。照他的話說，你要不努力讀書，就只有被他牽著走了。
第二門課是許振洲老師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許老師在法國念過博士，因此很有一些名士的風度。他講西方的政治思想，但總是拿中國的事情來印證；他說話也特別注意精煉，因為“話多傷神”。話講得越少，就可能越精闢，往往一個已經有定論的事情，他也能發人所未發地講出新的意思來。我們上他的課，先從《雅典政制》讀起，最後到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確實也讀到了很多有趣的思想。
第三門課叫做《翻譯理論與實踐》，但是上課的唐士其老師一上來就讓我們讀《政治學》的英譯本，半期考試是翻譯《聯邦黨人文集》的一篇，期末則要翻柏克的一封信。他上課的時候，先把材料發下來，讓大家看一會，然後每個人都站起來翻一段，翻完一段他再講一段，翻不出來的同學就很尷尬。可能是他這樣要求比較嚴格，同時大三下學期大家都忙著考外語找工作去了，所以堅持上這個課的人不多。而我意識到這個課能使我有機會去熟悉經典，所以一直上得很認真。
唐老師在東京大學接受過嚴格的訓練，除了英、俄、日、德四門外語之外，他還一直在自學拉丁文，所以他寫文章一般都能用第一手的材料，認真到了苛刻的地步。後來他幫我改本科畢業的論文，每一頁都寫得密密麻麻。
這三個老師對學生也都特別好——有一次學生問潘維，“您認為在國外教書和在國內教書有什麼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