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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還使我有了很多接觸出版界人士的機會。比如接力出版社的老總白冰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聽他打電話,無論說什麼事情,當電話快結束的時候,他總是非常熱情地連說“好!好!好!好!”聲調越來越高,讓人覺得很振奮,哪怕你是在講困難訴苦心裡也踏實了。還有金麗紅女士,她在華藝出版社的時候我曾經見了她一面,只聽她說了十分鐘話,但卻彷彿看到了解放前那些著名出版家的遺風。
做出版或者做報紙的這些長者,他們一方面是市場中的成功人士,是商人,一方面又有學問,懂得文化的價值,因此在他們身上真能學到很多好東西。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一直堅持在報社的這份工作,而最初一起去參加面試的同學,到三個月之後可能就只有七八個人還常去,一年以後更只剩下我和清華的一個朋友。
(五)“體驗中國”夏令營
畢業的時刻一天一天臨近,我已經開始在隔三岔五地吃散夥飯了,結果又來了一個事情。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要在暑期舉行一個名為“體驗中國”的夏令營,有二十多位香港的學生來參加,北大也派出二十多個學生,一對一地全程陪同。主持此事的是香港來的S女士,張銳和她很熟,所以竭力推薦我去參加。看了活動日程表之後,我覺得實在有意思——儘管只是在北京一地“體驗”,但單單是每天的晚餐安排就煞費苦心,北京各個最著名的食府都有機會一一吃過去。假如我自己掏腰包,在若干年內是肯定沒有這種奢侈的權利的。
夏令營開始之後,我們很快和香港來的學生成了好朋友。三週時間裡邊,我換了兩個partner:在DUKE大學念政治學的Z和港大的K。因為彼此專業背景接近,所以我們總有很多共同話題。我有些吃驚地發現,我們對香港政治體制的評價有著很大的差距,這引起了我此後長期的思考。而這些香港的學生,儘管普通話講得不好,但也決不同於我們原先的印象,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熱愛,並不亞於內地學生。我也想,雖然我們不停地批評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淺薄的商業城市,但最近二三十年來,是誰為華人世界製造了那麼多的“流行”呢?在這些流行文化的下面,恐怕還是有某些深厚的積澱。
參加夏令營的大部分北大學生都是經濟學的教育背景,這使得我們之間的交流也非常有趣。比如,政治學從來沒有所謂“理性人”的假設,這一點卻是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當我們在討論問題甚至是決定乘車路線的時候,往往都會激烈地爭論。這期間我還有幸聆聽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演講,也得到了和林毅夫教授、海聞教授等國內主流經濟學家接觸的機會。他們有很多很精彩的思想,但同時也刺激我思考,為什麼同樣的事實,從我的角度來看會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釋和評價?或者是同一段歷史,我們看到的卻是不同的側面?我因此決心讀一些經濟學的書,想弄清楚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
其實,無論哪一個專業的大學生,都有必要了解一些西方經濟學的知識。經濟學在現代社會科學中的地位正如日中天,而其他學科紛紛借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實現本學科的“科學化”,這很有點像後進國家的知識分子學習英文的勁頭。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的語言也成了精英們的“普通話”。儘管我認為堅守本學科的傳統和特色是必不可少的,但經濟學中所體現的科學精神與嚴密的思維邏輯也應該是共通的,尤其對於那些希望在學術上發展的同學。
夏令營還有一個競賽專案。我們所有人被分為幾個小組,大家在各個名勝地遊覽的時候,要認真閱讀當地設定的英文導遊說明牌,如果其中有文法錯誤就拍下照片來,並儘可能地改得地道一點,最後看哪一組找到的錯誤最多改得最巧妙。結果我們僅在故宮、頤和園還有天壇三個地方就發現了一百多處錯誤,實在讓人汗顏。最後我們把“成果”做成冊送到了有關部門,希望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時候,我們再不會因為蹩腳的英文而鬧出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