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大學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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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還使我有了很多接觸出版界人士的機會。比如接力出版社的老總白冰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聽他打電話，無論說什麼事情，當電話快結束的時候，他總是非常熱情地連說“好！好！好！好！”聲調越來越高，讓人覺得很振奮，哪怕你是在講困難訴苦心裡也踏實了。還有金麗紅女士，她在華藝出版社的時候我曾經見了她一面，只聽她說了十分鐘話，但卻彷彿看到了解放前那些著名出版家的遺風。

做出版或者做報紙的這些長者，他們一方面是市場中的成功人士，是商人，一方面又有學問，懂得文化的價值，因此在他們身上真能學到很多好東西。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一直堅持在報社的這份工作，而最初一起去參加面試的同學，到三個月之後可能就只有七八個人還常去，一年以後更只剩下我和清華的一個朋友。

（五）“體驗中國”夏令營

畢業的時刻一天一天臨近，我已經開始在隔三岔五地吃散夥飯了，結果又來了一個事情。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要在暑期舉行一個名為“體驗中國”的夏令營，有二十多位香港的學生來參加，北大也派出二十多個學生，一對一地全程陪同。主持此事的是香港來的S女士，張銳和她很熟，所以竭力推薦我去參加。看了活動日程表之後，我覺得實在有意思——儘管只是在北京一地“體驗”，但單單是每天的晚餐安排就煞費苦心，北京各個最著名的食府都有機會一一吃過去。假如我自己掏腰包，在若干年內是肯定沒有這種奢侈的權利的。

夏令營開始之後，我們很快和香港來的學生成了好朋友。三週時間裡邊，我換了兩個partner：在DUKE大學念政治學的Z和港大的K。因為彼此專業背景接近，所以我們總有很多共同話題。我有些吃驚地發現，我們對香港政治體制的評價有著很大的差距，這引起了我此後長期的思考。而這些香港的學生，儘管普通話講得不好，但也決不同於我們原先的印象，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熱愛，並不亞於內地學生。我也想，雖然我們不停地批評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淺薄的商業城市，但最近二三十年來，是誰為華人世界製造了那麼多的“流行”呢？在這些流行文化的下面，恐怕還是有某些深厚的積澱。

參加夏令營的大部分北大學生都是經濟學的教育背景，這使得我們之間的交流也非常有趣。比如，政治學從來沒有所謂“理性人”的假設，這一點卻是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當我們在討論問題甚至是決定乘車路線的時候，往往都會激烈地爭論。這期間我還有幸聆聽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演講，也得到了和林毅夫教授、海聞教授等國內主流經濟學家接觸的機會。他們有很多很精彩的思想，但同時也刺激我思考，為什麼同樣的事實，從我的角度來看會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釋和評價？或者是同一段歷史，我們看到的卻是不同的側面？我因此決心讀一些經濟學的書，想弄清楚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

其實，無論哪一個專業的大學生，都有必要了解一些西方經濟學的知識。經濟學在現代社會科學中的地位正如日中天，而其他學科紛紛借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實現本學科的“科學化”，這很有點像後進國家的知識分子學習英文的勁頭。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的語言也成了精英們的“普通話”。儘管我認為堅守本學科的傳統和特色是必不可少的，但經濟學中所體現的科學精神與嚴密的思維邏輯也應該是共通的，尤其對於那些希望在學術上發展的同學。

夏令營還有一個競賽專案。我們所有人被分為幾個小組，大家在各個名勝地遊覽的時候，要認真閱讀當地設定的英文導遊說明牌，如果其中有文法錯誤就拍下照片來，並儘可能地改得地道一點，最後看哪一組找到的錯誤最多改得最巧妙。結果我們僅在故宮、頤和園還有天壇三個地方就發現了一百多處錯誤，實在讓人汗顏。最後我們把“成果”做成冊送到了有關部門，希望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時候，我們再不會因為蹩腳的英文而鬧出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