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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辯論，我稱之為“素辯”。但是從比賽結果來看，“素辯”遭遇“花辯”時，後者勝出的機率卻還大一些。
這是因為“花辯”的另一個特點在起作用：“花辯”一般都會為自己的立場設定一條固若金湯的邏輯底線，儘管面對一個充分辯證的辯題，任何只站在一方的邏輯都是不全面的，但是花辯的高明之處在於總是會尋找到一個價值立場，來彌補自己邏輯上的漏洞。當自己的邏輯被攻擊時，價值就可以跳出來阻擋對方的進攻。這個策略本身是沒有什麼好值得質疑的，但是在辯論中辯手過分依賴邏輯＋價值的“黃金組合”時，特別是如果辯論的內容大部分是在價值層面上展開時，辯論有很大可能陷入到某種形式語言暴力的濫用中。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面對“加強環境立法會促進還是會阻礙經濟發展”這樣一個命題，正方的邏輯可以是：加強環境立法——保護資源和環境——帶來更大的經濟發展，反方的邏輯是：加強環境立法——限制對環境資源的使用——對經濟發展帶來客觀的限制作用。反方的邏輯漏洞在於：對經濟發展短期的限制，從長遠來看會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反方把用於彌補邏輯漏洞的價值設立為：對經濟發展短期限制導致的成本的承擔者與未來長期的獲益者並不必然是相同的，因此必須承認犧牲者短期遭受的經濟發展不利的後果，否則無法實現應有的社會公正。這個看上去頗為複雜的價值在辯論中可以被簡化抽象成為：加強環境立法，依靠環境資源生活的窮人會更貧窮，這就是對經濟發展的客觀阻礙。
有了這樣一個看上去無法辯駁的價值後，在辯論中，反方一切攻擊、防守的立足點都可以放在對弱者的保護這樣一個簡單的思維定勢上，再加上鮮明、極端的例子，對對方邏輯的極端歸謬，反方明顯由於佔據了道德上的優越地位從而在辯論中抓住了主動。
然而這樣的邏輯和價值的設定，事實上是一種巧妙的篡改辯題的方法，或者說，是把辯題的重點巧妙地放在了一個可能並非解決問題的關鍵因素上。之所以這樣做，首先是為了滿足己方獲得更多話語空間和話語正確性的立場，其次也是因為在一場短短的辯論賽中，在每個辯手僅有2到3分鐘發言的時間裡，想要把現實中或者哲學意義上一個辯題的豐富內涵和其中複雜的相互作用剖析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從取勝的功利角度出發，必須把辯題本身可能複雜的、多層次的邏輯和價值選擇簡化成一個主謂賓俱全的簡單句，把複雜的制度選擇簡化為一個簡單的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事實上，這也可能正迎合了大眾的需要，在短短的時間內，事先對問題背景一無所知的大眾需要能夠迎合他們常識判斷、易於理解併產生認同的東西。
各種技巧、佈局、推敲已經把辯論向著“真理越辯越明”的反方向越推越遠。而大四最重要的一場辯論賽之前的小插曲，更真正地讓我觸動，由此決心不再參加這種被異化了的遊戲。
辯論賽開始的前幾分鐘，由於休息室讓給了對方的辯手，我在法學院辦公室裡緊張地踱來踱去，背誦著稿子。也許是聽到了我的聲音，也許他也正好要離開辦公室，法學院的院長——朱蘇力教授向我走了過來。蘇力教授文風犀利，他寫的文章從來以無可置疑的邏輯和思辯的力量征服讀者，在上課的時候也如同一位傑出的演講家、辯手。我頗帶自豪地向蘇力教授講述了我們的辯論，請他給我一些指點，要知道，如果我們贏了，可是代表北大法學院贏了！
蘇力教授並沒有像我想像中的那樣熱情地鼓勵或者回應我，他淡淡一笑：我是不懂辯論的。我懂得分析問題，但辯論並不是一個分析問題的好辦法。理屈詞窮者並不一定真正被說服了，辯論得很精彩可能講得都不是道理。很多真理不是在辯論中可以辯出來的，也不是越辯越明的。
我被這個意外的、直率的評論打得有些轉不過神來，但是隱隱又覺得這個道理其實是我一直懷疑和思考的，頗合我心。蘇力教授向外走，半路轉個身又說：在中國這種有著特殊辯論傳統的國家，辯論中體現、強化的一些思維習慣不見得是好事。不過，祝你們好運。
看著朱教授的背影漸漸遠去，我回味著他剛才這幾句平淡中亦有深意的話，低頭看見我準備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的用紅筆寫滿著符號、例子，突然一種虛無的感覺在我的心底升起：我是在為了說明道理去辯論，還是為了辯論去說明一個道理？
米蘭·昆德拉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古希臘的雄辯家克雷西多說：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當我一開口，我便覺得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