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迷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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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制訂實施細則。可是，他們不理解：大學生的安全問題其實更多發生在學校內，而不是學校外，馬加爵是在宿舍裡殺的人，很多自殺的學生也是從學校大樓上跳下；就是學生備案登記，出了事情，學校又真能逃脫責任嗎？他們也不能執行：一是有的學校目前的公寓十分緊張，學校甚至鼓勵學生自己解決住房問題，這可是從1999年大擴招時就想出的曾經受到主管部門表揚的好辦法；二是學生有牴觸情緒，理由甚多，極其不配合。再說，我國的法律也沒有明文限制過哪類公民的租房自由呀。

時隔一年，2005年7月，教育部再次下發了《高校學生住宿管理通知》。這一次，不再禁止大學生校外租房，而是“對在校內宿舍和公寓安排確有困難，而須在校外租房的學生，學校也要制定切實措施，力求做到相對集中管理，努力為學生人身和財產安全提供保障。”有評論就說，教育部是自食其令（《教育部自食“租房禁令”引人深思》，鄒雲翔，《齊魯晚報》，2005年7月25日。），政策就如孩兒臉。

第15節：一切行動聽“命令”

不理解也得理解，不執行也得執行，最終的結果，是通知、檔案管不了多長時間，一切還是恢復原樣，再有新的通知、檔案……

政府這種樂於發文的情況，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等上面的精神下來”。校長和辦學人員的依賴性，在如此氛圍中大大加強，很多學校已經沒有獨立的行使辦學自主權的習慣了。

“一窩蜂”。政府的越權行為將導致學校的定位永遠難以科學。政府不斷地發通知，不斷地發檔案，而這種通知和檔案可能沒有可持續性，這就導致現在的辦學定位沒有持續性。有可能前一段時間，政府的檔案要求我們這樣幹，於是所有的學校都採取一個行動；而隔一段時間政府又有另外一個導向，所有學校就又都採取另外一個行動，一窩蜂就是這樣形成的。

對話觀點：

大學存在跟風的現象，說明一些大學的校長缺乏獨立的審視整個社會需求、審視整個形勢的眼光。

政府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對於教育，不管你的指標有多好，但是最後歷史來檢驗你的成果的時候，是不會只看你的目的的。好意也可以辦壞事，大躍進也不能說是惡意，最後結果怎麼樣呢？

政府在學校規劃方面只能做三件事：一是提供資訊，二是進行監督，三是制定好如何辦好學校的規則，這是十分重要的。

對話人：唐安國

熊丙奇不同層次大學的發展，應該有不同的功能定位。現在我國各大學培養人才的目標並不清晰，很多專科學校一味追求升本科，本科學校追求碩士點、博士點。你覺得各個大學該怎樣定位自己的人才培養目標？政府應該怎樣導向？

唐安國學校要各定其位，要找準自己的位置。大學有三重功能，一是人才培養，二是科學研究，三是社會服務，就是為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服務。這三重功能對於一個大學來說都應該有一點，或者說各個大學的側重不一樣，有些大學側重於人才培養，有些大學更側重於科學研究。怎樣確定側重點呢？這要由各個學校自己來考慮。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學校在這三重功能上都做得好，肯定要有所偏頗和側重的。現在一些學校叫研究型大學，它偏重科學研究，就是第二重功能。有一些學校叫教學研究型大學，強調以培養人才為主，同時適當地開展科學研究，教師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學上，如果有一定的精力再從事研究。還有一些學校乾脆不提研究的功能，就是教學型大學。這幾種型別的學校都是社會需要的，不是說哪一種學校好，哪一種學校不好。我們現在如果說研究型大學好，是不是所有的學校都要變成研究型的大學？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學校都向一種標準看齊。都是研究型大學，這樣行不行呢？肯定不行。在我們國家，我認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的比例，應該是1∶3∶6。就是說各定其位，學校適合做什麼，就努力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好，社會就會很滿意，並不需要你做的時候你一定要去做，拿中國一句成語說就是“欲速則不達”。

熊丙奇可是很多學校都希望自己的學校具有“研究”特色。我去過一所高職學校，這所學校居然也要求老師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

作者補記楊德廣教授說大學不是學習型組織的話，還在耳邊。可我發覺，崇尚研究，其實是我國所有學校的特點。因為即便在幼兒園，老師要升職稱，也有發表論文的要求。就更別提小學、初中和高中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