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光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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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因時因人而變動和調整。舉薦者的條件也有若干規定，例如，每年例行的歲舉，由刺史、守、相等地方長官負責。負責察舉的主管機關西漢時是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祿。丞相司直、司隸校尉與刺史均為監察察舉虛實的機關。西漢後期，尚書逐漸參與掌察。至東漢時，尚書權力更大，郎官與博士弟子的選考雖歸太常、光祿，但最後銓選權總歸尚書。郡國察舉初委任三府，後也轉歸尚書。後世掌管選官人事大權的吏部尚書權力最大，地位最高，即淵源於此。

第四，實行察舉與考試相結合。漢代選拔統治人才主要透過察舉，但是並非不要考試，而是察舉與考試相輔而行。察舉是否得其人，還要經過考試，而後才能量才錄用。無論是詔令特舉的賢良、文學，還是郡國歲舉的孝廉、茂材，均須經過中央複試。此外，公府與州郡闢除之士，三署郎官、博士及博士弟子也要依照規定進行教育。不過，漢代察舉制度下的考試，在西漢並不佔重要地位，察舉為主，考試只作為區分高下，授官大小的參考，這和後世的科舉截然不同。有時竟有不經考試而直接授官的，這在西漢更為普遍。東漢時，為糾正察舉之濫，始重考試。左雄建議嚴加考試，形成察舉與考試相結合的體制，而且考試的成份有日益加重的趨勢。

漢**試方式有對策、射策。對策就是提出問題，令應試者口頭或書面作答，也稱策問，或策試；射策類似一種抽籤考試。對策多用於考試各類舉士；射策多用於考試博士弟子。漢代的考試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是皇帝策試。依詔令特舉之士，皇帝親加策試。始於文帝，成為定製。二是公府複試。郡國歲舉的孝廉、茂材，到京師之後，依科目被舉人的情況，由公府分別考試。此制行於東漢，後又依左雄建議，凡舉吏者先試之公府，又複試於端門，創立了複試制度，表明東漢對考試的重視程度更提高了。三是博士三科。博士本由察舉、薦舉，徵召而來，既為博士之後，仍須經過考試，以分高下。東漢時，竟有博士考試為爭高下，而行賄，私改經書文字的，只好將五經文列於後，作為考試的依據，避免因經書文字不統一而發生爭議。四是博士弟子課試。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博士員以後，博士弟子透過考試，選補官吏，成為定製。博士弟子由郡國選送，或以令詣太常授業的，也有因父任而入的。既為博士弟子，定期參加考試，視考試成績，授以不同官職，屢試不中，“輒罷之”。西漢時，博士弟子較少，規制較嚴；至東漢人數大增，規制鬆弛，考試不嚴，弊偽叢生，質量遂降。在察舉基礎上加強考試，這是兩漢察舉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以察舉為主，輔以考試，是兩漢選拔人才制度的基本特點。

2。察舉取士的主要科目和內容

漢代察舉的科目繁多，目的是選拔各方面的人才，以應各級各類統治人才的需要；同時，透過科目的設立，也體現出統治者的統治思想在提倡什麼，崇尚什麼，以鼓勵人們按統治者意圖爭相進取，並形成一種社會風尚。漢代許多察舉科目的設立和確定，往往以此作為基本出發點。漢代察舉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茂材、賢良方正、文學、明經、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童子及其他臨時規定的特殊科目。

孝廉。孝廉科就是察舉孝子廉吏。漢惠帝呂后都曾有詔舉“孝悌力田”漢順帝陽嘉元年（132年），根據尚書令左雄的建議，規定應孝廉舉者必須年滿四十歲；同時又制定了“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對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試經術，文吏出身的則考試箋奏。從此以後，歲舉這一途徑就出現了正規的考試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種地方長官的推薦制度，開始向中央考試製度過渡。

之舉。漢武帝確立了獨尊儒術的基本政策，選拔統治人才特別重視人的品德。根據儒家的思想，強調為人立身以孝為本，任官從政以廉為方，因此，察舉孝廉被確定為選拔人才的最重要的科目，成為漢代察舉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科目。察舉孝廉原為兩個科目，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就是舉孝一人，察廉一人。然而終兩漢之世，孝廉往往連稱而混同於一科。被舉者多為州郡屬吏或通曉儒經的儒生，被舉後，沒有官職者授以官職，原為小官者升為大官。

漢代舉孝廉定為歲舉，即各郡每年按規定人數舉薦人才，送至朝廷，成為漢代選拔官吏和任用升遷的清流正途。自漢武帝之後，至於東漢，從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對漢代政治影響很大。透過舉孝廉，在社會上造成“在家為孝子，出仕做廉吏”